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部分公众对个别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任由亲属获取利益的行为极为反感。有关部门为规范公职人员及其亲属的行为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规范内容和力度均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绝不允许搞特权。由于无法了解专门部门所掌握的公职人员亲属管理的真实数据，本文将对公职人员亲属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并对公职人员亲属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卷调查结果作出初步分析。

一 公职人员亲属管理的界定

公职人员亲属的某些行为与公权力密切相关，因此对公职人员亲属的行为进行规范是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的必然延伸。一些公职人员本身并无重大违法行为，但是在约束亲属方面却乏善可陈，有的是公职人员故意利用亲属的身份从事营利性活动，有的则是亲属利用公职人员的权力大肆敛财。这些行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目前对公职人员亲属管理的研究不足，公职人员亲属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

现行被纳入管理的公职人员亲属的范围为配偶和子女，其兄弟姐妹及其父母和岳父母、公职人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司机等是否应当纳入管理范围则既无明文规定，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将公职人员的兄弟姐妹、父母、岳父母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纳入监管范围，虽然有牵连和扩大化的嫌疑，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由于其与公职人员有密切的关系，实践中这部分人员利用公职人员的职权谋取私利的现象也非罕见，现有规定仅将公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纳入监管范围，明显存在监管范围窄小、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但本文所讨论的“亲属”管理范围暂不涉及公职人员身边的工作人员。

公职人员亲属滥用公职人员权力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职务类。主要表现为一些公职人员在人事任免中，违规提拔亲属担任要职或肥缺，目的是获取某种利益。

二是财物类。主要表现为用公款支付亲属的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或是亲属利用公职人员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的礼品、礼金。

三是妨碍公务类。主要表现为当亲属违规经营时，公职人员充当逃避执法部门处罚的“保护伞”，或是在亲属涉案接受调查时进行干预。

四是营利性活动类。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为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如允许、纵容亲属在本人管辖的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牟利活动。这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最为复杂，如为帮助亲属成立假外资企业获利，将其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然后再以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为名，套取银行贷款，谋取利益；或是为亲属筹集资金，批项目，提供优惠的政策条件，以获取非法利益；或是“官商勾结”，公职人员给予某企业以关照，受关照企业向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提供商业交易的机会，或者自己或家属在一些企业入股等获取非法利益。

五是就业类。主要表现为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就业等。一些机构招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聘时，比照其公职人员子女的情况规定招聘条件，形式上是面向大众招聘，实际是暗中照顾公职人员子女。

表面上，上述几类行为的实施者是公职人员的亲属，如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但实际上这些行为与公职人员的职务和权力大小有密切关系，几乎都存在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且，这些行为具有主体多元性、暴富性、隐蔽性、交换性等特点。

一是主体多元性。公职人员亲属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行为的实施主体除了公职人员外，非公职人员，即其亲属，或者与公职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也可以是实施主体。

二是暴富性。在市场经济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公职人员亲属、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凭借公职人员的职务和权力，可以轻易获得贷款或其他机会，在各种市场活动中占尽先机，实现一夜暴富。

三是隐蔽性。通过亲属收受贿赂、接受资助、经商办公司等形式来获取私利，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