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其内涵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获得工作并最终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为居民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农民工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工的市民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不完全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他们完成了职业转换而不能实现身份转换。中部地区是农民工主要输出地，《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中部六省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已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31.4%。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尤为重要。

一 扩大内需：中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新机遇

（一）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带来新机遇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战略机遇期新内涵给中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了新机遇。

在原有内涵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全球经济充满变数，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为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通过城镇化的推进，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增加消费，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点。

城镇化对GDP的贡献举足轻重，根据有关专家设立的指标估计，我国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联合国建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占GDP的3%～5%或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9%～15%，在城市化加速期，如欲达到联合国建议的标准，我国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潜力，还可释放出更大的投资需求。

有学者计算过，以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每转变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每年需要租售住房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GDP每年10%的增长。另有资料显示，如果中国每年转变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将会有2800万农民进城定居，1800万人相对稳定就业，从而带动钢铁、水泥、建材、电器等行业的消费。

所以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抓手，是转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着力点。

（三）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破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逐步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市民，将成为释放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包括了2亿多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但他们并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大部分难以真正享受城市生活，没有实现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据估计，一个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带来30万元的投入，江西省“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5年增加城镇常住人口350万，如果这些进城农民实现了市民化将带来10500亿元的投入。河南省规划从2013年开始，城镇化率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而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万城镇人口，如果这200万进城农民实现了市民化，每年将拉动6000亿元的投入。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221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161元）的34.43%；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拥有量也远低于城镇居民。不完全城市化导致农民工的消费贡献、对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缺乏归属感，依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基本上不进行其他消费。农民工消费模式单一、消费水平低下，与城市本地居民有非常大的差别。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并没有把农民工的需求考虑在内，农民工逐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