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中国，通常所谓的“信托业”主要是指银监会非银部监管下的信托投资公司群体，目前有66家公司。尽管在《信托法》下，证监会监管下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属于信托营业机构，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体制内部的部门分割，习惯上并不将其涵盖在内，而另名之为“基金业”，只有在较为正式的表述中才被归入同一类别。后文在进行中外信托经营与监管体制比较时，将采用实质性和正式的表述。现实的情况也表明，目前中国信托业监管的名义与实质之间还存在诸多不一致性。

近些年来，信托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重新赢得关注。这大概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资金信托业务在2010～2012年间逐年1万亿元以上增幅的大踏步增长，最终以7万亿元总资产规模超越保险业，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服务业；另一个则是在其疯狂增长背后的争议，它经常被贴上中国“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的标签，由此隐含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备受关注。十余年前，在那段频繁遭遇行业整顿的历史时期，信托业曾经有“第二银行”之称。这种特殊的历史渊源以及当前流行的与银行信贷具有类似实质的资金信托业务模式，让人们对该行业繁荣背后的逻辑泛起质疑。2012年以来，信托产品出现偿付危机或接盘重组事件的频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底，中融信托、安信信托、中信信托等机构又集中沦陷于房地产信托投资项目的财务困境。尽管信托公司或者已经成功渡过难关，或者仍在积极筹备项目重组或抵押物处置，但是信托投资被隐性化的风险已经开始变得显性化。这些究竟是个别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的前奏？信托公司的业务经营究竟是回归了传统的信托服务本源，还是演变成了影子银行？如此尖锐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

在巨大的成就与风险面前，中国信托业的经营与监管都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连续数年的快速业务增长曾经让信托业憧憬向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行业转型，回归于信托服务的本原业务。这种较为普遍的行业观点是否已经被真正付诸实践，取得了多大程度的进展？都还有待于后续的检验。如果短期内的风险事件继续暴露并蔓延，那么这一进程就很可能受到阻滞。当然，现实中这种转型还仅仅停留在具有影子银行性质的中继模式，也是非常可能的。

从信托业监管的动态来看，监管部门显然还没有为其回归本源的转型做好准备。过去的政策实践表明，一方面防范信托业的影子银行倾向，另一方面又试图加强“类银行”式的金融监管，成为了类似于双手互搏一般的矛盾体。例如，2009～2010年，当信托公司通过银信合作平台充当银行信贷类理财业务通道达到顶峰时，就是受到了严格管制。这可以理解为防范影子银行行为的重要措施。此后，防范的效果似乎不甚理想。一些流行的媒体观点甚至更加不加区别地将信托贷款与信托公司纳入中国的影子银行范畴。2010年银监会又颁布《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实施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资本管理。这是一种类银行式的资本监管制度。从信托服务的本原业务角度来理解，信托公司的资本金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情形显然大不相同。由此可见，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转型还没有得到监管政策的配合。

本文致力于从历史与实践的理性出发，阐述中国信托业监管的现状、矛盾及其成因，并分析未来应对的政策取向。为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回顾国外信托业务经营与监管的常态模式，找到适当的分析参照。在第三部分，通过中外比较方法来理解中国信托业经营与监管的现状及缺陷，并从历史演变中找到一些深层次原因。在第四部分，基于按图索骥的简单路径，探寻中国信托业监管的政策出路。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的总结。

二 国外信托业经营与监管的常态

（一）世界信托简史

关于世界信托行业的发展，“现代信托产生在英国，繁荣在美国，创新在日本”是一句非常常见且典型的概括。在世界范围内，信托制度及商业化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13世纪英国衡平法体系下产生用益（Use）信托开始，信托财产管理制度的传播已逾800年。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美国公司开始将英国民事信托行为纳入商业经营范畴^[1]，现代信托业的经营历史也已超过200年。

原始的信托制度主要用于突破封建制财产制度和战争因素约束，向特定人群转移或传承私人财产。例如在最初的土地用益信托中，委托人为了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