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发展”作为会议的主题，并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显示党中央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也给予高度关注，这将为中国在21世纪全面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是党中央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所做出的具有世纪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在发展经济方面，中国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文化繁荣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必须带有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即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因此，我们在思考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时，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化体制的改革，还需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内涵和许多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只有把一棵大树的根系和主干扶直理顺，才能使树冠的发展枝繁叶茂，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甘美的果实。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政体上都不同程度地属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范畴和形式。由于各国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历史原因，许多国家内部存在具有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少数群体。有的国家把这些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或“部落”、“部族”（tribe），有的国家把这些群体称为“民族”（nation）或“种姓”（caste）。如何把这些在语言、宗教、文化传统、体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群体团结起来，防止国家分裂，防止外敌干涉，始终是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思考的核心问题。在各国“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进程中，为了增强全体国民的内部凝聚力，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建立和加强主流社会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的各种纽带。

首先，许多国家积极吸收少数族群精英和领袖人物进入执政党和政府机构，有的采用联邦制、自治区等行政架构作为维系和加强少数族群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纽带。同时，一些国家努力建立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合作体制，推动跨区域人员交流，对少数族群聚居的偏远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以此来建立和加强主流社会群体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经济纽带。但是最重要也是一些人容易忽视的，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构建一个全体国民都能够接受、都愿意认同并都以此为自豪的“共同文化”，这就是维系全体公民的文化纽带。只要有了这样一个共同文化，不管这个国家在政治体制或执政党方面出现什么危机，也不管发生因巨大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崩溃，只要存在一个坚强的共同文化基础，全体国民就能够团结一心，克服困难，携手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和一个新的经济体系，重建国家的政治纽带和经济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源自共同文化的建设。

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21世纪，中国需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需要协调各种不同政见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了增强国民凝聚力以引导这些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建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13亿国民中不断巩固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认同，使各族民众认识到我们的命运是牢不可分的，团结一致来共同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可能出现的危机。

今天，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一个包括13亿国民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中国在近代应对帝国主义侵略时吸收了西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后，在各种不同理解和不同目标的争论中出现的。从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仍然是一个未竟的历史任务，这也是我们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

（一）19世纪的中国是否需要转型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费孝通教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概括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