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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体制的价值观在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作者:陈烨 王毅 出版时间:2013年03月
    摘要: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有自然因素,也有人的因素。在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上,蒙古族传统游牧体制及其价值观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效用。恢复游牧体制是有效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势头的选择,对于蒙古族及其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内蒙古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居延海畔,绵延2400多公里,狭长的内蒙古草原在历史上就是保护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天然绿色屏障。全国有11片重点草原,内蒙古据其五,即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全区草地总面积为7880万公顷,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6.6%,占全国草地面积的22%,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可利用面积有6359.09万公顷,占全区草地总面积的80.70%。[1]

    而今,内蒙古草原环境恶化情况日甚一日。据20世纪末的一项研究表明:全区草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面积是972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23.5%,其中有308万公顷草原沙化,217万公顷的固定沙地化为半固定沙地,148万公顷流动沙地或裸沙地,164万公顷草原盐渍化。另外,还有草原环境自然形成的干谷冲沟、裸岩、盐碱斑等恶劣区域603万公顷,二者合计为1575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38%。如将其视为严重退化的草原,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增长了约18个百分点。[2]

    最近10年,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情况势头不减,虽然推行了退耕还草、围栏封育,甚至有的地方采取禁牧措施,推广舍饲圈养等方式以遏制草原生态进一步恶化,但效果并不明显。如今内蒙古的五大草原,相形之下仅有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两大草原还依稀留有草原的影子。鄂尔多斯草原内有著名的库布其、毛乌素两大沙漠,科尔沁草原如今已更名为科尔沁沙地,乌兰察布草原已经消失多年。

    如何遏制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势头?我们认为蒙古族传统游牧体制及其价值观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与效用。

    一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主要原因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有多方面因素,但主要归结为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气候干旱、降水时空分配不均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因素之一。同时,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灾害性天气增多,而灾害性天气增多又不可避免地加速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比较严重的灾害性天气就是沙尘暴。沙尘暴是地表缺少植被覆盖,裸露的沙土在强风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冬、春季节,内蒙古处于蒙古高压中心的东南缘,由于气压梯度大,经常形成偏西、偏北大风。草原地表植物稀疏,沙土裸露,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沙尘暴能使固定沙丘成为半固定沙丘,使半固定沙丘成为流动沙丘,而流动沙丘的危害之一就是覆盖草场,使之成为不毛之地。

    人的因素是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人口密度的增加远远超过草原的最大容量。地广人稀是由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特点决定的。内蒙古草原生态条件基础脆弱,不能承受太大的人口压力。有学者测算,内蒙古草原人口密度以0.9人/平方公里为宜。[3]但这里草原的人口密度已经大大超过这一标准,仅以人口增加速度较慢的锡林郭勒草原为例,这里新中国建国初期有20.5万人,到2000年人口规模达到92万人,净增加348%。[4]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属于典型的移民性增长,给草原环境造成了沉重的人口压力。

    其次,垦殖造成草原沙化。移民进入内蒙古后,除一小部分移入城市,绝大部分是以农民身份进入草原地区的。由于受到传统生计的推动,移民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大片优质的草场以“开荒”的名义被开垦为耕地。牧民只能退居相对贫瘠的草场,经营游牧业,因为贫瘠的草地不适宜农耕。随着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人们对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民对耕地的渴望进一步增强,耕地面积遂进一步扩大,一些曾经被认为不适宜耕种的草原也被开垦为农田。于是,内蒙古许多地方的社会经济活动经历了游牧→牧农并存→半农半牧→农业的变迁过程。[5]如果说,那些适合开垦为耕地的草原从牧区变为农村对草原的生态环境尚不构成严重威胁的话,那么,那些不适合进行农耕的草场,以各种名目被开垦以后,草原生态环境便每况愈下了。垦殖几乎把从降雨量400毫米的呼伦贝尔草原到降雨量30毫米的阿拉善戈壁,把固定沙漠的绿洲、草原湿地、河谷滩地、湖盆洼地、沙丘间低地开垦殆尽。[6]

    最后,制度因素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推波助澜。第一,定居制度的推行加快了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牧民从游牧到定居,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落后生活方式向先进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定居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