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信息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地理位置上“扎堆”的金融集聚趋势日渐明显，我国区域金融中心正在快速形成。

深圳作为深交所的所在地，凭借与香港毗邻的地缘优势、吸引人才的文化和政策优势，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逐步建成以银行业、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为主体，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金融租赁、小额贷款、融资担保等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与其他地区相比，深圳金融业体系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市场化程度高、人力资本充裕，金融市场规模及运行质量和运行效率在国内各大城名列前茅，其中证券期货、私募基金等个别细分行业更是高居榜首。深圳已经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并且这一趋势还将随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设进一步得到强化。

金融产业集聚是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基本表现。金融产业的集聚将带动众多其他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由于金融服务业在吸收就业上所具有的特殊优势，还将带来就业增长、知识外溢，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大量文献表明，金融集聚过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密切，且金融集聚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1]然而，金融集聚与金融风险之间并非呈现简单的单向作用关系，金融集聚既可能放大金融风险，也存在抑制风险的功能。因此，积极推动金融产业集聚的同时，也必须更理性地看待金融集聚过程中金融风险的累积、消化和扩散，通过优化的风险控制，保证区域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体系的稳定。

本文拟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对深圳市近年来金融集聚的进展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以近期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为例，讨论如何在金融集聚的背景下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稳定。

一 理论回顾：金融集聚与金融风险

金融集聚是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金、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等）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促进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的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2]传统观点曾认为，随着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和网络便利性的提高，地理因素不再是金融发展的要素之一。然而，信息时代金融中心继续发展，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汇集，这些均证明地理因素依然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于金融集聚的动因，有部分学者运用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进行解释，认为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共享基础设施、信息沟通更加快捷等都是金融集聚具有规模效应的表现。同类型的研究强调实现规模经济的不同角度，包括支付效率、资源配置的地域效率、市场流动性、融资成本等。

更多的学者尝试从信息不对称、信息非标准化、人类生活的地域依赖等方面来解释金融集聚的动因。①信息不对称。Porteous指出物理距离越远，信息非对称性越明显。^[3]物理距离的拉近，将明显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所造成的空间效应，从而显著降低金融风险。因此，物理距离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Clark和Wójcik基于对德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地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信息有效性非常重要，投资者需要离信息源更近一些，以便从信息搜寻和分析中获利。^[4]②非标准化信息。通过对信息的研究，学者发现信息分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其中，非标准化信息是指当地化了的、不可以通过常规媒体传输的信息，如各种“小道消息”。金融行业无疑是小道消息最为盛行的行业，包括各类公司收购、合并及其他消息。地理距离限制了非标准化信息的传递，因此希望通过获得此类消息而获利的投资者必须靠近消息源。③人类生活的地域依赖。地理学研究表明人和地具有不可分的特点，空间位置具有身份特色，是人的价值观和经验的交会地，因此人的活动具有地域依赖。更进一步地，考虑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重要性，对于金融行业来说，互联网时代地理因素比以前更加重要。

金融集聚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则相对复杂。金融机构的“扎堆”和人员流动、相互协作的加强、共同参与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创新，既能减弱金融风险又能通过一定的渠道来强化金融风险的累积。

关于金融集聚有利于消除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入手，强调金融集聚有利于弱化个体间认知水平的差异和解决信息传播及扩散不畅的问题。一方面，金融机构和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