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动车组行至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与杭州开往福州D3115动车组发生追尾，导致后车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造成脱轨，悲剧突然降临，带走了40个生命，留下了200名伤员。至今仍有很多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多重安全机制互为保障的系统，如何能同时失效；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导致的事故，如何能发生在定义为“中国高铁安全可靠”的时代。

这起事故是中国高速铁路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也是全球高速铁路继1998年6月3日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之后发生的第二起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搜救行动是否过早结束、恢复通车是否过急、坠地的后车车头被迅速掩埋、铁道部门的信息发布不及时、过早签订伤亡赔偿协议等问题使中国铁道部遭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质疑，引发了国内乃至世界的广泛关注与评论。对于铁道部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更成为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危机。如果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由于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危机，甚至中国形象的危机。温家宝总理7月28日在事故现场的答记者问，一定程度上正是在回应政府公信力和中国形象的危机问题。

对“7·23”动车追尾危机事件而言，可以有很多的分析角度。目前的一些关于动车追尾事故的学术文章，集中在公共关系和危机管理的层面，以危机管理的分析框架来探讨此次危机中铁道部的诸多应对不力，指出其在危机管理中的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有一些文章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分析此次危机的传播特征。笔者认为，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视角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更多视角的介入，才能加深对此次危机事件的理解。正如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透露的，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是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学员，应该说受到过较好的训练。因此，铁道部在事故发生第二天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作为对动车追尾危机火上浇油的一个事件——上王勇平的诸多表现，除了暴露出危机管理和危机沟通的问题之外，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制度因素，是否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导致一个组织必须或者最好这么干？即使他懂得现代危机管理的常识。另一个是组织自身的问题，其价值观、伦理观乃至其对社会责任的看法是怎样的？对社会责任的看法，决定了其在行事时如何看待公共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如何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等等。

制度是外在的，其构成对一个公共组织或者企业的外在约束。在本文中，我们将其界定为政府对铁路部门的规制。而组织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行动，则是一个组织内在的，直接影响到组织面对危机时对危机的判断和应对。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对铁道部危机应对行为分析时，我们就不会仅仅从公共关系和危机沟通的角度来分析其技巧的不成熟和错误，而是要分析其背后的制度背景和铁路部门的价值观是什么。

对于此次危机，还要分析网络舆论或者说自媒体对此次危机的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若没有新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加入，针对“7·23”动车追尾事故，铁道部甚至政府面临的危机大概不会如此危急和严重。如果说近几年来，随着论坛、博客等网络媒体和舆论的出现，其在公共应急事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话，那么在此次危机中，微博显示出更加突出和巨大的力量。正是由于微博的巨大能量，“7·23”动车事故虽然在死亡人数上没有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撞车事故死亡人数多，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远较后者大，成为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事件。

第一，此次动车事故作为一个危机事件，对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危机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铁道部政企合一的体制，此次危机既可以看成是一次企业危机，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政府公共危机。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决定了此次危机事件的复杂性，不能仅仅从企业危机或者是从公共危机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此之前，我国面临的公共危机事件要么是政府的危机事件、要么是企业的危机事件，二者往往泾渭分明。

第二，此次危机中微博成为一个影响危机进程和需要危机应对主体严肃对待的媒体和舆论，更成为事故相关方以及广大网友对公共危机事件发展过程的影响平台。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和微博，成为危机传播和管理沟通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