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3日，以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为作业者的渤海湾蓬莱19-3油田B平台发生漏油事故。2011年6月17日蓬莱19-3C平台C20井发生井涌，控制后C平台附近海底出现原油和油基泥浆泄漏，造成溢油事故。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普遍担忧，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和海洋环保也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目前，溢油事故已得到妥善处置，相关后续工作已陆续开展。但此次溢油事故也暴露出我国在海上溢油应急处置方面诸多薄弱环节。

一是对媒体和公众的信息披露不及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溢油事故应由作业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发生后，2011年6月4日，康菲公司主动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报告了蓬莱19-3B平台附近发现油膜和气泡，合作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了溢油事故情况。相关企业不存在瞒报事故的情况。但媒体直到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后才得知溢油事故消息，因此媒体质疑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公众被忽视，相关企业和政府机构处理公共事件思维陈旧。

二是事故相关方在溢油应急处置方面缺乏协调一致性。事故发生后，由于康菲中国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对于事故原因、污染范围、事故的复杂性等方面的认知并不统一，溢油应急处置反应相对滞后。而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第一时间将此事对公众进行了通报，对海水受污染程度的评估也很及时。我国海洋环境管理和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管理涉及多个机构，实际工作中的职能出现交叉，一些具体分工比较模糊，协调成本比较高，监管、处置、赔偿和信息发布工作缺乏必要衔接。企业参与溢油应急处置，基本上属于承担社会责任，市场化机制尚没有完全引入。

三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陈旧。例如，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有企业向社会公众和媒体披露溢油事故的责任要求。媒体和公众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应从法律上对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做出界定，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罚金只有20万元人民币，对环境污染赔偿并没有详细规定。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指出，海洋生态损害评估，应该包括海洋生态直接损失、环境修复费计算（包括清污费、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计算、调查评估费等四个方面。因此，应加快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并明确法律法规的执行部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海上溢油事故频发期，海洋生态环境、沿岸水产养殖、旅游、居民生活遭受溢油威胁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漏油事件表明，我国亟待建立与时俱进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国海上溢油应急响应体系建设虽然不断完善，但相比于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应急流程有待明确、应急效率有待提高。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加强和完善我国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设十分紧迫。

一 加强和完善我国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已经处在溢油高风险期，每年各种溢油造成的污染事故有增无减，危害越来越严重。我国海上溢油主要有四个来源：船舶溢油、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溢油、陆源溢油和不明来源的溢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1]：我国沿海在1976～2010年间，共发生大小船舶溢油事故3115起，平均每4天发生一起；1973～2010年共发生50吨以上的重大溢油事故82起。2010年以来，除了蓬莱油田漏油事件之外，我国近海就发生多起重大溢油污染事故。2010年5月21日，香港附近水域发现面积达17平方公里来源不明的油污；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附近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逾万吨石油泄漏，造成超过50平方公里的海域受到污染；2011年12月19日，南海海底天然气管线由于外部挖沙船的挖掘导致损伤，造成天然气泄漏。溢油事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对海洋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巨大影响，有的还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上述事件表明，随着我国进入海上溢油高风险期，加强和完善我国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管理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二 我国当前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管理体系亟待改进

多年来，针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