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与政策实践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推动了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促使社会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增强，带来了社会意识和利益的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落后，导致越来越多由于重大事项决策和执行不善所产生的矛盾激化。对此，各级政府多有反思，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是重要的解决方案。

2004年汉源事件后，四川省遂宁市开始尝试政策创新，于2005年建立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并摸索出“五步工作法”。之后，全国多个地方政府开始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江苏淮安模式、山东烟台模式、沈阳—吉林模式等大量经验。2007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抓紧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2009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指出“作决策上项目，不仅要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看要不要干，还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看能不能干”。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2010年，四川省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首次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省的明确制度要求。2011年，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是在国务院层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做出明确的制度规定。2011年颁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决策程序”。

目前，中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也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多种政策试点和制度创新工作。进一步从国家制度层面设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

二 相关概念

为了便于分析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中所包含的要素，首先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一）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基于社会风险理论及其概念。20世纪后半期，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如贝克、吉登斯、卢曼等对风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其基本假设是，伴随科技发展，人类正从一个现代化社会进入一个新型的风险社会，风险的概念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政策选择对于社会风险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政策过程中就应纳入社会风险评估环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稳定成为社会问题是变革社会的一个特征。童星、张海波认为广义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稳定风险，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依赖，任何一个领域内的风险都会影响整个社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成为社会风险。宋林飞从狭义角度将社会稳定风险定义为所得分配不均、发生天灾、政府施政对抗、结社群斗、失业人口增加造成的社会不安、宗教纠纷、社会各阶层对立、社会发生内争等因素引发的风险。徐贵权则从正面定义社会稳定是指整体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有序，是通过政府、社会或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协调而达到的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包含政局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和思想情绪稳定等。

从当前社会实践看，中国各级政府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以维稳为第一目的，因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机制主要围绕狭义的社会风险定义。本文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指群体性事件、大规模上访、大规模打砸抢烧事件、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及骚乱、暴动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影响社会团结、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事件。

（二）重大事项

根据目前政策中的普遍定义，“重大事项”指出台、实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公共安全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重大活动等事项。刘中起、任江鸿总结“重大事项”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重点领域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等；二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项目，包括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