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遇了数字化加速发展、阅读率回升缓慢、实体书店破产倒闭、网络书店恶意竞争等事件，尽管距某些人“保守”地预测纸质图书将要消亡的日子越来越近，^[1]纸质图书不仅没有表现出衰亡的迹象，相反，2011年其出版依然稳步发展，依然充满活力，有点像“垂死资本主义”，垂而不死。与2010年相比，2011年图书出版的品种、印数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图书出版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图书在文化积累与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固化。

一 政策

中国出版业的政策导向性非常明显，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对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分析2011年的图书出版业，不能忽视相关政策的变化。2011年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等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其中对图书出版业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几个。

（一）《出版管理条例》的修订

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次法规的修改，意在更大范围地开放出版物发行市场。这既为了适应出版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的要求，也为了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庄严承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且与以往法规修改主要在有关部门和专家中征求意见不同，本次法规修改还在互联网上公开征求了意见。

在没有《出版法》的情况下，《出版管理条例》成为规范我国出版活动的最重要的行政法规。本次《出版管理条例》的修改，充分体现了2001年以来出版改革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科技与出版融合的态势，完善了行政管理机制。

1.明确了出版产业和出版企业的地位

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学术界和出版业界开始探讨“出版产业”和“出版企业”，但是有关提法并未得到“法规”的认同。本次修订，把原来的“出版事业”修改为“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把出版单位明确为“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两类，并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法人的设立、变更、注销等程序做出不同规定，用法规的形式肯定了改革的成果。

2.初步体现了科技与出版融合的成果

2011年1月，在《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送审稿）中，建议把“网络出版物”和“网络出版单位”纳入出版管理的范畴。虽然由于各方意见不一致，在出版物形态和出版单位类别上，修订后的《出版管理条例》仍然沿用原有的提法，但还是体现了科技发展与出版业融合的实际情况，把“网络出版”写了进来，明确提出“接受境外机构或者个人赠送出版物的管理办法、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的管理办法、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这为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制定网络出版管理办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3.扩大了外资在出版物发行、进口等方面的权限

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物进口企业应是国有独资，并且报刊的进口实行的是“指定经营”的方式。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不仅取消了进口企业的资本限制，也取消了“指定经营”的要求，放宽了出版物进口的企业限制。当然，由于出版物进口的特殊性，新的条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要求出版物进口企业要“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要“具有进口出版物内容审查能力”等。在放宽出版物进口企业准入的同时，对三资企业从事出版物发行的限制也有所放开——三资企业不仅可以经营书报刊，也可以经营电子出版物，经营方式也由原来的“分销”改为“发行”等。

4.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方式进行了重要调整

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新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教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其发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5.完善了出版行政管理

2001年的《出版管理条例》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出版物、出版单位及出版活动，不包括出版从业人员。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