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继上海、广东之后，北京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授牌、签约仪式举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1919音乐文化产业基地、北京音乐创意产业园、中国唱片总公司创作园、天桥演艺园区、中国乐谷、西山文化创意大道、数字音乐示范园区等7个北京的音乐产业园区授了牌。此后不久，当笔者对北京·九棵树区域的音乐产业进行调研时，发现并不在前述7个授牌园区范围内的该区域的音乐产业从业人员，几乎都信心满满地宣称：九棵树的音乐产业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而且原来音乐产业较发达的上海、广东甚至港台等地的音乐人，正在不断地往九棵树集聚。

北京·九棵树区域的音乐产业，其影响力到底从何而来？它目前是在政府没有“授牌”的情况下发生、发展的，那么在其未来发展中，政府该如何发挥作用？

一 集聚的发生：跨越“进入障碍”，凭地域、技术机遇形成“规模经济”

“进入障碍”（也称“进入壁垒”），“是指影响新进入者进入现有行业的因素，它们是新进入者必须克服的障碍。”^[1]我们不妨借用此概念，来考察形成音乐产业集聚的必要因素。

1999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落户通州区梨园镇的九棵树区域，拉开了我国音乐产业相关要素向该地集聚的序幕。按理说，分别以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为教学重点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早已在北京建校且已在我国音乐人才培养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作为一所民办艺术院校，有什么比较优势能让我国的音乐产业相关要素向其所在地集聚呢？

首先，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在1996年成立之初，就针对我国原有音乐人才培养体系的两个弱项——忽视流行音乐教学，忽视对表演人才之外的音乐产业链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填空”式发展，因此短短十几年里，该校就开拓了音乐传媒、影视娱乐、国际演艺等我国音乐教育的新领域，目前已拥有20个专业学科、45个专业培养方向、700余名教职员工、9000余名在校学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合格的音乐产业专业人才，迅速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被业界誉为“中国流行音乐教育的摇篮”。

其次，从音乐产业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来看，其古典音乐部分往往是非营利性的（常需要政府补贴），因而在音乐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小；而流行音乐部分才能够营利，才是音乐产业的主体。所以，以西方古典音乐教学见长的中央音乐学院、以中国民族音乐（也较少能纳入“流行”范畴）教学见长的中国音乐学院，虽建校早、名气大、专业水平高，但因所集聚的并非流行音乐人才，更缺乏音乐产业链相关专业人才，所以它们并没能像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一样，引发音乐产业的集聚。

再次，从音乐产业要素集聚的实践来看，在北京因“房地产价格洼地”而形成的流行音乐人才集聚区，如昌平区的霍营、天通苑等地，并没有形成九棵树这样的音乐产业集聚。两相比较，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填空”式发展所针对后一个“空”的意义便凸显了出来——除填“流行音乐教学”之空外，还填了“表演人才之外的音乐产业链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之空，而音乐产业链相关专业人才在九棵树的集聚，正是由霍营、天通苑等地所不具备的要素导致的。

这样看来，流行音乐及音乐产业链相关专业人才的空间聚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音乐产业集聚的“进入障碍”。这一“突破”不仅对九棵树的音乐产业集聚有解释能力，而且对正在努力形成音乐产业集聚的其他地区，如北京的以流行音乐表演活动著称的海淀区的海淀公园，以提琴产业规模化闻名的平谷区的东高村镇，凭规划、投资等特色名声在外的通州区的宋庄、新乐城等，亦具有启示意义。

跨越“进入障碍”之后，产业集聚还会遇到“规模经济”何以可能的问题。规模经济，是指由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导致的经济。^[2]如果企业增加产量能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则存在规模经济。可见，九棵树区域音乐产业的规模经济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上是其增加产品产量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般来讲，音乐产业以编曲/编辑环节（遴选出可进入产业的原创曲、词，并予以技术性编码）为起点，包括音乐出版、现场表演、录音制品、国内外贸易等部门。从调研情况来看，集聚在九棵树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