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法背景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深圳作为有立法权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推动出台性别平等地方法规，从源头上维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发展，既有可行性，更有必要性。

（一）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性别平等是当今全球政治中最重要、获得共识最多的一个议题，已经成为检验各国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千年宣言》明确将“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及刺激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也明确将“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作为八大目标之一，并设置了性别平等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每年对各国的性别发展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联合国大会颁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并且召开了30多个重要国际会议，推进性别平等。目前，全世界有45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性别平等法，75个国家实行了性别预算，115个国家建立了性别平等机构，亚洲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出台了性别平等法，并建立了性别平等机构。因此，深圳有必要顺应历史潮流，借鉴境外先进经验，探索制定全国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我国实现男女两性实质平等的关键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的妇女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男女两性已基本实现了形式平等，但实质平等仍不尽如人意。若仍延续把妇女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保护，尽管能局部性地解决妇女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促进男女实质平等。因此，必须站在两性平等发展的高度，推进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使政府所有目标、策略和行动都能体现性别平等，才能最终从源头上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两性实质平等，使广大妇女真正得实惠、长受惠、普受惠。

（三）从法制建设看，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是当务之急

200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国家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制定实施办法。深圳市1993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法规条款倡导性的规定多，强制性的规定少；原则性规定多，具体可操作性规定少。这些不足大大影响了其执行力，使法律难以执行。据调查，《若干规定》实施20年来，深圳市区两级法院很少将其作为判案依据。二是缺乏实施法规的有效机制。《若干规定》虽规定市妇儿工委是执法主体，但市妇儿工委是政府协调议事机构，不是职能部门。妇联虽具有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责，但毕竟是群众团体，而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政府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实施法规的有效机制。三是缺乏实施法规的制度设计。由于没有实行性别统计制度，一些重要的影响男女、儿童生存和发展的数据无法搜集，使妇女儿童政策的制定缺乏基本的科学的数据支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没有经过科学的性别分析，决策难以避免地出现性别歧视或性别盲目问题。如公共厕所不分男女，蹲位相同，导致女厕所严重拥挤；公共场所设施不考虑男女老幼不同需要，使母婴室缺乏。

（四）两性平等和谐发展是实现深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010年3月，深圳市妇女联合会委托市综合开发研究院所作的《深圳市性别平等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也充分证明：性别平等的评价指标同经济发展指标如GDP、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全市从业人员的相关性显著，分别高达97.4%、98.7%、97.5%、96.4%、90.9%；性别平等在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四个领域的指标值同时增加1个百分点（即通过性别平等现状的改善，使得四个与之相关的综合指标值提升1个百分点），则可以带动GDP、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全市从业人员等指标相应增加31.9%、7.5%、19.9%和26.6%。过去的30年，深圳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不断地提高妇女地位以及妇女具有较好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率较高是密切相关的。未来深圳经济若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有必要从法律制度和机制方面促进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进一步提高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水平。

同时消除性别歧视，使广大市民得实惠、长受惠、普受惠是共建共享深圳改革成果的重要条件。妇女进步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