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深圳的繁荣外来务工人员功不可没，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深圳常住人口有1046.74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达778.85万人，占比74.4%。经过这么多年的流动与发展，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不仅新生代逐渐成为主体，而且外出务工目的已由挣钱向发展逐渐转变，由候鸟式迁移向长期转移、全家迁移转变，由土地情结向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转变。“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过程中，城乡界限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朝着一体化方向演变，农民工的流动就业的区域分布、产业分布都发生重大变化。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发展趋势，关系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的同步发展，关系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着城乡统筹发展和产业发展布局、区域发展布局，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留居城镇意愿，为未来政策走向提供参考，本文在分析市民化内涵和必然性的基础上，对深圳市近300名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了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剖析市民化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市民化政策选择意见。

一 市民化的内涵和必然性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与内涵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进城务工人员大规模市民化的主要现象，与古时随着手工业和城市发展出现市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其特定的内涵。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离开农村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实现就业并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但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意义上解读它，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还应包括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刘传江教授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区分为农民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合等阶段，其具有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职业转换；二是社会身份转换；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居留权、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权等；而广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更注重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转变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综合以上研究，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指的是进城农民工彻底割断与乡村土地和农业生活劳动的关系，在城市或城镇中固定居住、固定工作，并且取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身份（城市户口）、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益保障的过程，其目标是实现非农劳动为主、居住城市并享有城市市民权利。

（二）市民化的必然性

全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政府决策，也不是政府恩赐，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不以政府决策为转移。

1.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决定了农民工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市民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平衡推进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在经济起飞的快速增长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加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农民市民化成为不二之选，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将有力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大军的有力支撑。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使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和壮大，带动了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功不可没。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城镇人口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而非户籍人口，本身就是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成功。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苦、脏、累、险”等工作岗位是城镇发展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