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感化、教育犯罪嫌疑人，使其重新回归社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能够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的目的，因而一直以来为各地司法机关所积极探索，并最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而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那么，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状况与效果如何，如何从程序上保障刑事和解能够发挥最大的制度绩效，都会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各地人民检察院所必须直面回答的重要问题。以往的实践经验不仅可以发现问题之所在，而且引导着问题解决对策的建构方向。有鉴于此，本研究报告拟立足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的实践样本，^[2]就我国基层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一 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实践的基本情况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把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规定。那么，刑事和解制度在未来如何实施就成为一个事关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刑事和解在实践中是否具有难题、具有何种难题，以及如何破解这种难题，都需要我们以刑事和解的基层实践作为考察的重心。为此，对于基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施的基本情况，本研究报告在探求基层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运行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分析2012年基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程序适用中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实证调查中，本课题组收集了以下信息：自2007年被确立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试点院至今，玄武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共处理案件164件，涉及200名犯罪嫌疑人。收集与分析的数据包括案件数量、案件性质、最终结果等。

基于上述实证考察，本课题组发现刑事和解制度在起诉中对被害恢复、减少关押等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似乎呈现悖论的是：这种被理论界和立法者十分重视的制度建构，并未在实践层面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没有出现扩大适用的趋势。相反，因刑事和解难度较大，案件数量在急剧下降，且检察人员对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此，可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明确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反对对重罪（尤其是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3]从玄武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来看，所有案件的法定最高刑均为3年有期徒刑，超出这一限度的案件不可以实施刑事和解。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下述规定一致：“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此外，刑事和解立足于被害恢复而采取“自愿原则”，所有的刑事和解案件均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加害人与被害人自愿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二是加害人均给予被害人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三是加害人获得被害人的书面谅解；四是加害人真心悔过。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固定

刑事和解是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还是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在理论界争议较大。以上数据显示，最初被定为刑事和解试点时，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类型较为广泛，除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外，还涉及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职务侵占等九大类案件。而在2010年之后，玄武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主要是轻伤害案件、盗窃案件及交通肇事案件，三类案件共占和解案件总数的83%。

从涉及的罪名看，轻伤害案件由于多数因民事纠纷引起，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适用和解的可能性大、风险小，双方和解意愿强，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较好。交通肇事类案件的嫌疑人系过失犯罪，人身危险性小、被害人赔偿优先等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刑事和解的优越性。而盗窃案件的嫌疑人大多是未成年人或者在校生。对于此类特殊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有相关司法解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