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人来澳建立商埠开始计算，澳门至少有40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史，其间出现多次变迁，造就今天澳门在中华大地、在亚洲以至世界上的独特个性。

在葡人入据的早期，澳门成为葡萄牙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贸易中心。西方国家通过澳门购得中国产物的同时，东来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为中国带来天主教教义和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又从中国获得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和哲学思想方面的知识，再经过澳门向欧洲广为传播。

就在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人纷纷通过澳门向中国带来西方商品的时候，他们的行事方式往往不为当时的中国所完全接受。澳门因此成为中国与西方认识、比较彼此文化以至缓和潜在冲突的中间地带。特别是在清朝中叶，罗马教廷因爆发“中国礼仪之争”导致与清廷交恶，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将“南京命令”的主事者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押解澳门听候发落，通过葡萄牙人的定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以澳门作为缓冲，争取回旋空间，充分发挥了澳门作为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的桥梁角色。

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手上取得毗邻澳门的香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顿时使澳门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成为人口贩卖和走私中心。然而，葡萄牙一贯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以保障其继续据居澳门，使澳门在国际关系处于风起云涌的时刻，仍充分扮演缓冲、中介和调停的角色。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澳门便成为中国和日本的情报中心，随着战事的深入，又成为两国物资补给的其中一个重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为内地提供必要的物资、外汇和信息，后来更因应两岸关系缓和而发展成交流合作的重要中转站。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葡萄牙加大构建包括本土和海外属地的“葡萄牙经济圈”的力度，以期建立葡萄牙货币区的共同市场。澳门受惠于当时推出的关税优惠措施，再加上后期澳葡行政当局革新博彩管理并发展旅游业，以及欧洲共同市场为澳门提供配额优惠，使澳门经济从过去以手工业和简单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轻工业、金融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要产业构成，并取得实质的发展，带动澳门城市的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澳门已基本形成现代化工商业城市的形态。

澳门回归祖国后，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业发展经济，通过引进外地经营者提升澳门的国际知名度，又通过泛珠三角合作、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等机制和举措，创造条件让澳门参与区域合作。自2004年起至今，澳门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不但新型建筑拔地而起，历史建筑也因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育。一些早已被遗忘的街区角落，近年也得以活化，成为新兴的文化和商业活动场所。

回顾澳门的城市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澳门城市发展近450年来的“变”，在于中国的兴衰及其开放与封闭，以及由此造成的澳门国际地位的跌宕起伏。过去，由于葡萄牙长期在对华贸易上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使得澳门扮演国际贸易中心的角色达数世纪之久。自19世纪40年代之后，澳门城市走向沉寂，纵然曾数度出现繁荣景况，但仅属非常时期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畸形现象，城市发展随波逐流，经济欠缺个性且不能持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门城市发展略有起色，行政当局又提出不少长远有利澳门发展的宏伟蓝图，唯经济实力依然不足，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更使澳门不时出现难以为继的苦况。尽管如此，澳门的经济已开始呈现有别于邻近地区的个性，即使偶尔出现发展瓶颈，但可持续性已有所增强。在回归祖国后，外资的引进使本地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能力加强，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贸易合作平台”的发展定位，澳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城市发展将朝着前述方向稳步向前。

就在“变”的同时，澳门在地缘上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比其他邻近地方低，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地方氛围，使西方文化得以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而中国文化又得以通过澳门走向世界，发挥了中西文化交流“公共空间”的独有作用；而行政管理、族群交往以至实施自由港政策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