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埠以来，作为闭关锁国政策下唯一对西方世界开放的“特区”，澳门主导了近300年之久的以转口贸易为支撑点的港口经济繁荣时期。然而，随着区域性开放格局的逐步形成，尤其是在香港崛起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立以后，垄断性“转口”地位日益衰落，澳门由盛而衰，蜕变为以赌业等特种行业为支撑点的城市勉强生存。直至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特别是2002年赌权开放后，随着博彩业垄断局面的打破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澳门迎来了经济发展最蓬勃、城市建设最迅速、资源集聚密度最高的繁荣时期。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澳门的本地生产总值为2955.35亿澳门元，实际增长率为 27%；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为537993澳门元（约67093美元）^[1]。2012年首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年实际增长10.0%。澳门继续成为疲弱和脆弱兼具的全球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经济体之一。回顾赌权开放10年来的成绩，不难论定，博彩旅游业的繁荣是澳门经济规模、财政收入、福利水平高涨的主要推手。澳门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523亿澳门元增加至2011年的2921亿澳门元；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156亿澳门元增加至2011年的1229亿澳门元，2011年财政盈余更是高达773亿澳门元；失业率由2001年的6.4%下降至2011年的2.6%，同期就业不足率由3.6%下降至1.1%；2011年，澳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2008美元成为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2]。显而易见，一个博彩业占本地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92%、对政府财政收入贡献率超过81%的微型经济体，已经将发展牢牢地系于单一的产业，澳门的经济可谓高风险、高回报。

从独享开放港口的经济繁荣到东亚著名的博彩旅游区，陆地总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的澳门，其经济繁荣与独占垄断性资源的结构特点密不可分。与16世纪的港口转口贸易的辐射带动力相比，澳门当前博彩业独大的产业结构更具吸噬力和赢利能力。近两年，在2010年和2011年澳门对外商品贸易统计中，出口货值同期变动率分别为-9.3%和0.2%，进口货值同期变动率分别为19.6%和41.2%，贸易差额同期变动率分别为-27.1%和-48.9%。经济规模、财政盈余的不断膨胀与贸易规模的极速收缩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仅从本土生产能力上看，对于珠三角其他生产型经济体而言，澳门已经成为近似于负债消费型经济体。由于博彩业发展一支独大，澳门社会陆续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在区域整合发展的互补互惠中寻求解决。澳门如何融入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已成为特区政府“增进民生福祉，立足长远发展”的施政部署中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 当前澳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瓶颈

回归祖国后，特别是2002年赌权开放和内地推行“自由行”政策以来，澳门博彩业以每年近2000亿澳门元的收入高居世界博彩业首位，其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达2011年的81%^[3]，大大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库房充裕，为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然而，过度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博彩产业“一业独大”的局面日趋明显，各种社会问题正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和强度出现，包括房价高企、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贫富悬殊、通货膨胀，甚至关乎澳门未来发展的青年价值观及其政治意识^[4]等问题都对政府的施政提出了全新要求。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如何应对因经济迅猛发展衍生出的诸多问题，给土地资源稀缺，社会承载力有限的澳门制造了十分纠结的难题。人口总量不足60万的澳门，在2013年春节期间，录得入境人数（包括外地雇员及学生等人士）93.6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其中，内地游客达63万人，同比增长25.5% ^[5]。在庞大的持续增长的旅客流量支撑下，高度集中的博彩业资本市场继续挤占其他产业的生产要素资源，澳门自身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博彩旅游业的快速扩张，罕见的低失业率和外劳需求的日益增长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澳门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适度多元化迫切需要周边区域在土地、市场、人力资源上的支持和补充。

博彩等特种行业的生存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的特许政策，博彩产业的独大，吸噬了其他产业赖以生存的生产性资源，侵蚀了澳门经济结构的弹性，高度繁荣的单一产业结构呈现出极高的脆性风险。在本土资源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合作，必须尽早提上日程。通过区域合作，寻求新载体新空间，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