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门之外”的中国乡村

1.望厦村的地理空间变迁

依照19世纪之前中国官方绘制的地图，望厦村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行政村落，地域空间处于葡人居住区和香山县之间，南至澳门葡城之北城墙，北抵兴建于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的关闸。望厦村最初作“望下村”，较早见载于《粤大记·广东沿海图》（见图1），汤开建已考证该图大约绘制于明朝万历元年至四年之间（1573～1576年）。图1的“望下村”位置大致居中，往北过凤凰山有陆路通至香山县，南可抵达建有“番人房屋”的濠镜澳。由此可见，在明朝万历初年，望下村已被纳入中国行政村落之列。

图1 《广东沿海图》

康熙四十年（1701年）刻印的《广东通志》中的《澳门海图》也将“望下”绘在“澳门”城墙之北，关闸之南，东北山巅上耸立一座疑为“望厦亭”的庙宇。同时期的康熙《香山县志》中的《濠镜澳图》也在关闸南一小山麓标有“原望厦村”四字。成书于清前期的《广东图说》也声称：“恭都城东南120里内，有小村39，曰前山、曰白石、曰北岑、曰澳门、曰龙田、曰龙环、曰望厦……”。由此可知，其时望厦村并不属于澳门，而是与澳门、龙田、龙环同列为香山县恭都城东南120里内的小村之一（见图2）。

图2 《澳门海图》

雍正九年（1731年）刻印的《广东通志》中的《澳门图》标有望厦村，往北有观音堂、娘妈新庙和关闸；往南有路通东炮台、麻风院和三巴门；此前出现的龙环、龙田则不见载。望厦村依然是澳门北城墙外至关闸之间的一个村落（见图3）。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刻印的《澳门纪略》之《海防属总图》自北往南标有“前山”“关闸”“望厦村”“青州”和“澳门”五部分；道光七年（1827年）刊刻的《香山县志》之《海防总图》自北往南的标识也分五大部分：前山、关闸、望厦、青洲和澳门（见图4）。

图3 《澳门图》

图4 《海防属总图》

然而，这片被标志为“望厦村”的地域在历史进程中却还隐含了若干小村落，包括龙田村、龙环村、沙梨头、新桥、沙冈、塔石，这些小村落之村名主要因缘政治危机而得以见诸于世。龙环、龙田曾一度见载于清前期刊印的《广东图说》，沙梨头出现在乾隆年间刻印的《澳门纪略》之《正面澳门图》中。晚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绘制的澳门图才再次出现龙田村的标记，其时英军入侵澳门，出于军事调查及战略目的而绘制该图，并附在两广总督吴熊光于嘉庆十三年十月二十七向嘉庆帝呈报英兵未退情形事奏折中。在该图中，望厦村南边为龙田村，从望厦村之关闸附近南行约10里可抵达三巴门进入澳门葡城；从关闸北行12里可抵达前山寨之澳门同知衙门，途经吉大村路口、下村等香山县村落；关闸以南通往北山岭多为迂回的山路及仅可通一二人往来的田埂。道光七年（1827年）刊刻的《香山县志》的《海防总图》出现“龙环村”和“新桥”的标记（见图5～图7）。

图5 《海防总图》

图6 嘉庆十三年（1808年）澳门图

图7 《海防总图》

另有芦兜村位于望厦村西边，见载于1834年增改的《澳门市区及港口图》。1844年，两广总督因办理与美国签约交涉事宜而在澳门停留约两个月，他就近察看澳门情形，发现“关闸以内、三巴门以外，多系民庄，计有天成、龙田、龙环、望厦、石墙、新桥、蒲鱼、沙冈等八村，共居民八百一十九户，田庐坟墓鳞次栉比”。1865年年初，总理衙门派广东巡抚郭嵩焘赴澳门调查，为与澳葡总督商谈换约事宜做准备。郭嵩焘此番调查，对望厦村地域内的大小华人村落名字及方位有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关闸正当沙径之中，沙径尽处为莲花山，越山以南逶东为望厦、龙环、龙田三村，西至沙梨头为新桥街，皆民居。”由于塔石村位处水坑尾门外，在咸丰年间已被占用为西洋坟场，因此晚至1888年中国官方调查才得知曾存在过塔石村。望厦村所隐含的丰富地域景观或许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帝国乡村地域文化的一个缩影。

鸦片战争前后，望厦村地域景观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葡萄牙人对澳门逐步实行殖民扩张，作为澳门葡城和香山县居间地的望厦村受到中华帝国和澳门葡萄牙人的争夺。1834年布拉姆斯顿修订英国海军绘制的《澳门市区及港口图》时，将整个澳门半岛，包括关闸和望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