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中叶以租地方式入居澳门，400多年来，澳门从渔村发展为拥有50多万人口的城市，街道纵横，高厦林立。澳门街道的形成和规划，与城区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葡萄牙人在澳门生活300多年，逐渐已形成在其居住区的管理方式。基于对天主教的信奉和崇敬，他们来澳后，陆续修筑多所教堂，并逐渐以这些教堂，围组成他们生活的区域，称之为“天主教城区”（Cidade Christã），是他们欧洲故乡的复制品。1847年2月23日亚马留总督（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为开征税收，发布政府训令：对澳门所有地区街道，包括天主教城区和华人聚居的市集区（Bazar），作出登记和命名。此工作由议事亭负责。此外，训令中亦规范了街牌式样，而店铺或房屋必须清晰标示门牌号。此次的登记和命名工作，于同年完成，并整理制订道路名单，是澳门半岛首份关于街道资料登记的名录。这项工作的进行，固然是由于人口渐增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借着完善市政管理制度而达到殖民管治的目的，葡萄牙亦可借此向在其管治下的所有人，包括葡人和华人征税。在这份地名录的基础上，澳葡政府分别于1869年、1878年及1896年三度作街道登记及统计工作，对澳门以及氹仔、路环的街道，以至房屋状况、居住者的国籍等，都作了相关的记录。根据刊登于1897年2月9日《澳门宪报》第六号附报上的《1896年澳门街道地名册》统计，当时澳门半岛的公共街道单位数目为585条，而氹仔则有70条，路环为58条。

踏入20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多，以及多次的填海造地，澳门街道数量亦不断增加。百多年后的今天，根据澳门民政总署的资料显示，澳门已冠有名称的大小街道共1253条，其中澳门半岛上有958条，氹仔有173条，而路环则有122条^[1]。无论澳门半岛、氹仔或路环，街道数目较之100年前，都差不多以倍数增长。这1000多条街道的形成和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的城市发展以及社会民生的变化状况。换句话说，澳门的街道浓缩了400多年的历史文化，是中葡文化在澳门兼容并蓄的具体说明，也反映了普罗大众的生活、消遣、娱乐、商贸、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显示了澳门从渔村发展为城市，向世界展现澳门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毅力和精神。

二 文化纳市井：澳门街道的特色与内蕴

19世纪中叶，亚马留总督登记及整理澳门街道地名，明显有其殖民管治的目的，然而，这亦是促成澳门城市化的开端。澳门各区街道的形成和发展，与人口聚居、地理环境、行业汇集、所在建筑等有关，各有其内蕴与特色，如能整理发掘，并善加运用，当能赋予新的动力，对活化这些老旧城区，自有帮助。本文不以现有堂区作分区依据，而按实际情况，以街道、教堂、庙宇、公园等作为连接点以作区分论述。

1.澳门街道的历史发展

澳门街道发展，记录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随着近代化的城市发展，城区扩展与道路修建，人口聚居和生活形态，使澳门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一套街道文化。一般而言，城市发展大多数是从居住者自发聚合而开始，而自发的推动力可能是地形、水源、生计等因素，而街道的修筑，又往往顺应地势或以便捷为考虑。1847年亚马留总督发布了为澳门公共街道命名的政府训令，从而开展了澳门的市政管理工作，同时也是澳门城市化的第一步。此时期已形成的公共使用道路，如大街、议事亭前地、大堂前地、大堂巷等，至今仍是车水马龙、游人络绎不绝的繁盛地带。

由于亚马留总督的殖民管治以及在澳门北部毁墓修路的行径，激发华人愤慨，最终被刺身亡，及后澳葡政府转而于内港一带进行其城市化发展工程。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从妈阁庙至沙梨头地方，先后多次填海造地，再加上取得华人富商的合作和支持，逐渐将沿岸之白眼塘、芦石塘等地方，即今称内港一带，发展为集合戏院（清平戏院）、酒楼食肆（十月初五日街及白眼塘一带茶楼林立，如得来茶楼、杏香楼等）、俱乐部（宜安公司）、妓寨（福隆新街）等娱乐消费设施、纸醉金迷的繁华消遣区。此外，下环区和沙栏仔区一带住宅群，亦逐步发展。这些地区至今依然人口密集，街巷里围狭小而蜿蜒，楼房错落。衣食住行，显现华人市井群聚的生活形态。

19世纪后期，澳葡政府再度发展澳门北部，整治华人村落、农田、坟地等。1894年，澳葡政府迁移沙岗坟地，兴建“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