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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 详情>>
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中国银行业发展模式需加快转型

    作者:刘煜辉 黄鸿星 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摘要:由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和内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变革调整,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下滑的态势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由此带来的不均衡冲击,将造成诸多反应迟缓、实力落后的银行的严重危机。国内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等,尤其是正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小型银行,或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抛开欧债危机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环境恶化和银行业经营困难的拖累,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运行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多方便影响,将彻底改变银行业经营发展环境,“逼迫”银行业从整体上变革自身经营模式,尤其是盈利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决定体系中,获得发展的空间。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的第二年。作为五年发展规划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所夯之基础是否坚实、所拟之调整与改革是否“破土”,十分关键。受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余威”之扰和国内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愈演愈烈且毫无扭转迹象的欧债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对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冲击亦开始显露。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与虚拟经济间的失调愈发严重,进一步冲击金融体系运行秩序,加剧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发展的失衡。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绝对核心,国内银行业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维持了健康和稳定运行,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整体性的良好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稳定运营的同时,国内银行业正面临着一系列不可忽视的深刻挑战,正在迎接一场决定自身经营发展的重要变革。

    2011年,国内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13.3万亿元,同比增幅18.9%,是同期GDP增幅的两倍多,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商业银行净利润达10412亿元。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国际同业中表现亦相当“抢眼”,2011年中国银行业所实现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9.3%,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是4%。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更是分别位列全球最盈利银行榜单的前三名,实现的税前利润高达432亿美元、348亿美元和268亿美元。相比之下,欧美银行业则是“相形见绌”,逊色很多。不只是大型商业银行,国内14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每家亦能轻松实现至少几亿元的净收入。突出的盈利能力似乎成为紧贴在国内银行业身上的长期标签,但2011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运行变化和金融体系结构性调整端倪,已经开始“撕动”这一标签。今年以来,国内银行业利润增速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当前乃至未来的几年,这种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国内银行业将面临盈利能力止升下滑的“危机”。

    由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和内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变革调整,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下滑的态势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由此带来的不均衡冲击,将造成诸多反应迟缓、实力落后的银行的严重危机。国内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等,尤其是正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小型银行,或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抛开欧债危机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环境恶化和银行业经营困难的拖累,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运行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将彻底改变银行业经营发展环境,“逼迫”银行业从整体上变革自身经营模式,尤其是盈利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决定体系中,获得发展的空间。

    一 实体经济变化推动金融变革

    一直以来,存贷款利差是我国银行业盈利的最重要来源,这一模式自我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和发展以来从未扭转,且在过去的几年更为突出。这种主要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之所以持续存在,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利率的管制。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调整,基本都是运用数量型工具,而对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金融运行调整工具,几乎从未使用。其中之原因,众所周知——在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并未实现。无器,则不能善其事。既然无法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定价,一系列围绕此的调控机制、措施和手段就无从得来,监管机构也就无法积累和总结价格型工具调控经验,因而只能依靠数量型调控工具,或从需求方调整,或从供给方调整,或二者兼顾。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存款准备金率是人民银行最常使用的调控工具。以存款准备金率为核心的数量型工具,成为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尤其是调整金融运行秩序的最重要工具,对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和维持资金运行顺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过分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越来越无法以最小成本有效“熨平”经济波动,尤其是数量型工具自身的作用机制和滞后特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运行“硬着陆”的风险。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复苏国民经济,国家推出“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这一计划的“庇护”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膨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飙升,在种种因素驱动下,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达10万亿元,超过当年银行业总资产的10%。在这种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