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6月 |
2012年的中国,网络谣言的传播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3月,因“薄王”事件引发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谣言使得注册用户数均超过5亿的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关闭评论功能3天,另有16家网站被查处。12月,邪教组织“全能神”借助“末日谣言”蛊惑人心、牟取私利,共计有分布在16省的1300余人被公安机关查处。无论是经久不衰的灾难谣言,还是波谲云诡的政治谣言,都在2012年有了一次“狂欢式”的爆发。
如果把谣言视作现代化进程中和新媒体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病毒”,该如何应对?本文深入分析2012年流传过的主要谣言的特征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 研究背景:“新”谣言时代
在中国古汉语中,谣言最初是指“歌谣式的传言”[1],总体来说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在现代汉语中,谣言几乎等同于“恶意”制造与传播的“谎言”,而在司法上,谣言也被明确定性为负面信息。因此,学术界也大多以“动机论”和“虚假论”来界定谣言,[2]将谣言等同于“缺乏事实依据”、“凭空捏造”、“恶意”、“故意”、“旨在生事”等谎言。[3]
近年来,在自然、社会和技术三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社会的谣言可谓层出不穷。而谣言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日趋“常态化”的畸形舆论表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还沿用视谣言为“洪水猛兽”的传统思维来认识它、管控它,非但不能使谣言减少,反而有可能激化官民矛盾,放大社会问题,不利于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无论是官方、业界还是学术界,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新眼光来看待谣言、新思维来考察谣言、新策略来应对谣言。
如果把传统谣言界定为与谣言主体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人出于特定恶意动机而制造与传播的虚假信息,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谣言更应该被界定为“新”谣言。基于对过去十年间代表性谣言的系列化研究,[4]我认为新谣言在性质上出现了以下几点重要的转变:
①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尤其是传谣者)与谣言的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大多数新谣言背后并无显著的“恶意动机”,更多的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探询事件真相、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
②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而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即,逐一看新谣言的具体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虚假的,但是,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新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9年出现的胡斌“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信念,所以在网民心中,它的解释力却比真相还强大。2012年深圳飙车案,网民几乎立刻提出“顶包”说;而在2013年李天一轮奸案中,网上迅速出现了“修改年龄”说。
③在非正式话语空间产生和流传的新谣言,是一种“替代性新闻”,用以弥补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
④与传统谣言相比,新谣言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新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社会信任和道德伦理的不断恶化,谣言在中国社会舆论场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认为,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新”谣言时代,这是我们考察2012年谣言的大背景。
二 数据采集
网络谣言的数据采集相当不易,因为它们往往出现不久即被删除或屏蔽。而那些没有被删除的谣言又隐藏在网络海量信息中,难以辨别取样。
为了避免主观偏差,借助媒体的新闻报道来完成对2012年全年谣言的抽样。以“谣言”为关键词,检索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年的慧科新闻数据库,抽取所有新闻标题中含有“谣言”[5]一词的样本(N=5250)进行分析。
图1逐月呈现了媒体上关于谣言的报道数量,可见谣言所吸引的媒体关注度在2012年的不同月份可谓跌宕起伏,在4月(查处军车进京谣言)和12月(查处“全能神”末日谣言)达到顶峰,分别有1129和1169条报道。除了这两个与社会事件密切相关的峰值,在其他10个月份,也呈现多次波动。临近2012年农历春节(1月23日)的1月最为平静(N=104),而8月份的谣言报道却显著多于前后两个月(7月份是313条,8月份是469条,9月份是169条),这或许和8月份学生全面放假有关。作为参照,将媒体报道的谣言与果壳网“谣言粉碎机”小组提及的谣言数量(N=4137)进行了逐月对比分析。如图1所示,该小组平均每月有345条帖子,而且不同月份起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