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3年05月 |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和社会风险高发期,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根本性变化,公共需求多样、利益矛盾加剧、社会风险频发。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广东省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核心。目前,广州正在积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确定了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目标任务。从中央到省、市的层层战略部署中我们不难发现,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加快政府转型,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在“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加快政府转型”这个命题中,“社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之一。发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对于加快政府转型升级,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一 广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广州市社会组织发展步伐加快,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整齐、结构多元、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截至2012年3月底,全市已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448个,近两年平均增幅8%;另有大批未正式登记的草根组织,保守估计在3万个以上。社会组织业务领域愈加广泛,覆盖经济、科研、社会事业、慈善等领域,民工社工机构从2008年仅7个迅速发展至今达93个。社会组织在同行业、同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全市性行业协会114家,覆盖一级企业经济组织1.7762万个,近80%的行业协会拥有的会员占整个行业的50%以上,近40%占行业经济组织的90%以上。
一个地方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是看社会组织的数量多少,更要看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领域的实际作为。总体来看,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方政府关于发展社会组织的顶层设计,二是一线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连接政府与一线社会组织的中间枢纽型组织的成熟度。对照广州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在以上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一)顶层设计: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针对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广州市相继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通知》《关于实施“广州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社会创新观察项目的工作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放开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等八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并从2012年5月1日起,全面铺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有效突破了以往的传统体制,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社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然而,市政府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规划及政策制定方面还有很多空白。例如,政府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政策规定、政府面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规范、政府对社会组织有序运行的监管机制等。
(二)一线组织: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的承接力有待提升
政府公共职能转移,将社会能办的事交给社会,实现这一点的重要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具有相关公共服务专业供给能力的社会组织。目前,广州现有社会组织数量偏少,且覆盖领域不均衡。以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为例,发达国家一般超过50个,如法国为110个,日本为97个,美国为52个;发展中国家一般超过10个,如阿根廷25个,巴西13个,而广州市只有3.5个。在广州现有的社会组织中,教育培训类社会组织占一半以上,而社会服务类组织全市仅197个,占总量的4.44%,科学研究类、工商服务业及卫生、文化、体育等类别的社会组织皆偏少。同时,即使现有的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在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数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匮乏,缺乏完善的组织文化,发展方向不明确,没有科学的管理规范,不善于拓展社会资源,不能得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