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往来频繁。近年来，全球化和一体化潮流席卷世界，国内外区域合作浪潮汹涌澎湃。随着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渐次展开，作为中原经济区主体的河南省，持续深化与周边晋鲁冀皖等省份的省际（本文语境主要是指双边和多边交界地带）战略合作，天时地利人和关系重大。其间，文化既是合作的内生力和润滑剂，又是应有之义和重要维度。因此，如何不断深化中原经济区建设宏阔背景下的省际文化战略合作、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就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

一 深化省际文化战略合作关系重大

持续深化包括文化在内的中原经济区省际战略合作是内部机理、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内部机理来看，大中原地区豫晋鲁冀皖之间山水文脉相连，合作由来已久，是为地利人和。从外部环境来看，政策利好不断推进，合作蓝图逐渐展开，是为天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合力推动中原经济区内省际战略合作的意义不断升华。

（一）山水文脉相连，合作由来已久

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大中原首先是一种历史、地理概念。河南尤其是沿边城市与晋东南、鲁西南、冀南和皖北邻近地区山水相连，地缘相接，语言相通，民俗民风相近，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不断，行政区划分合隶属多有变迁，文化交流融合绵延不绝，是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活态博物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是区域战略合作的内生力和润滑剂。总之，这种地利人和是省际战略合作的天然基础。

基础相近，愿景一致。以上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现实经济基础薄弱，发展位次相对落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大体相同，都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提升整体实力的强烈诉求。概括而言，它们既有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又有共同的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1]

边缘危机，抱团突围。在以省域为单位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大量优势资源往往集中于省会等中心城市，边缘城市发展相对比较薄弱。目前，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带动下，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等省份虽然已经各自拥有定位不同的国家级经济区，然而，边界地区所受辐射带动仍相对落后于省域内其他区位较好的城市。客观存在的边缘区位和强烈的危机意识，促使它们不得不抱团取暖联合突围。河南在中原城市群以外的边缘城市如三门峡、濮阳、安阳、济源等以及晋东南、鲁西南、冀南和皖北邻近地区即是如此。

中原经济区西部板块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就是缘于边缘危机而成功抱团突围的典型例证。晋陕豫三省虽各有国家级区域规划如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然而黄河金三角四市包括运城和临汾（山西）、渭南（陕西）、三门峡（河南）地处夹缝，远离各自省域的中心城市太原、西安和郑州，在这种规划布局中感受到了强烈危机：运城地处山西省最南端，距省会太原近400公里，而且山西以煤炭资源丰富著称，运城却基本无煤。与此类似，渭南处于关中—天水经济带的末端，矿产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与区内产业差异较大。三门峡虽属“天下粮仓”河南省，然农业生产在全省比重较小且僻处西陲。因此，自发抱团取暖、合作突围是必然选择。先是运城、渭南、三门峡于20世纪80年代组成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开展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即便如此，三市仍日益感到经济地位上的边缘化。2006年临汾加盟，扩容成为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2012年5月更进一步获批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此外，北部板块的中原经济协作区，西北板块济源与山西运城、晋城、长治四市的战略合作，东南板块的淮海协作区和“金边七市”，西南板块的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都可以说是缘于边缘危机而抱团突围的客观产物。

区域合作，由来已久。基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之时下日益强烈的边缘危机意识、抱团突围行动，省际区域合作由来已久是自然结果，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晋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中原经济协作区始于1985年9月，其他如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和淮海经济协作区均成立于1986年，它们均已有近20年的发展史。

（二）政策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