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阶段。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也正是文化领域的紧迫任务。

回顾上海的戏曲发展历程，百年来凭借城市经济文化等领先优势，持续熔铸海派京剧，激活古老昆曲，培育本地沪剧，重塑江南越剧、苏北淮剧、苏州评弹等，以此成就了上海戏曲艺术的历史辉煌。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上海将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机制的创新，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倾力创造出更能彰显中国文化理想的戏曲艺术精品，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性课题。

一 渊源：上海戏曲改革的历史轨迹

明清以来，上海深受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的滋养。开埠之后，特别是租界的设立，使上海呈现五方杂处、万商云集、百货交汇的繁荣景象，城市氛围愈益浮华奢靡。市民阶层的兴起、消费空间的重构与休闲观念的流行，促成了洋场文化与都市生活景观的建构。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皆在都市休闲娱乐这一特定时空和都市景观中获得彼此的交融与杂糅。戏园更成为豪富巨绅、达官贵人的娱乐天地。因缘际会，加之京班南下、地方戏进城，遂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戏曲活动的中心，与京城南北对峙，坐拥戏曲之半壁江山。

1949年以后，上海戏曲发展深受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影响。所谓改人、改戏、改制，无论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还是传统戏曲表演形制的现代化，都关涉到如何重塑社会理想、培育文化认同、建构人民主体及其伦理道德秩序等重大问题。时势推动之下，各剧种根据表演形式和唱腔特点选择题材，积极上演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力求更好地体现剧种特色与潜质。特别是集中于国营剧团的京、越、沪、淮四大剧种的主要艺术力量，在推进戏改、提升水准、培养人才方面功不可没。而上海在剧团、剧场、艺术研究、会演交流、电影出版等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条件，也促使一大批优秀剧目通过舞台演出、影音播放、剧本流传、评论推广、政府奖掖等途径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了影响。那个年代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对得起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培养了他们，他们为那个时代奉献了那么多的好戏。而作为中国社会伦理、精神价值载体的戏剧文化，也在这一时期焕发出新生命、新能量，并以鲜活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推陈出新地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由于这场戏曲改革运动极力强调以政治宣传和文化改造为目的，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质和娱乐功能的贬斥，这直接导致了政府戏改部门对完善戏曲活动的市场机制的忽视，由此引发了对戏曲活动的商业色彩和市民趣味的舆论批判和行政压制。这种批判和压制的结果，一方面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清理和更新了上海戏曲舞台的面貌，使之更加符合“人民戏曲”和“人民城市”的主体形象；而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戏曲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活力和吸引力，而越来越沦为简单履行宣传教育功能的政治工具。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这座城市始终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而上海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在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上海文艺院团改革推出“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双轨制改革”“院团全员聘任制改革”“院团分类管理和领导管理体制改革”、文广影视合并、院团委托新闻传媒和社会单位管理等一系列改革。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事分离、政企分离、管办分离，对于初步建立国家确保重点、政府宏观调控的文化管理体制颇具推进作用。在剧团内部改革领域，上海戏曲剧团无论在经营、分配还是人事体制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举措。在经营体制改革方面，如长宁沪剧团在上海戏剧界率先成立股份化剧组以激发演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增强剧组的凝聚力；在分配机制改革方面，如上海京剧院实施“以演出为中心”的经营策略和考核制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