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堪称是中国媒体融合走向深化的关键时间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日趋显著，在媒体技术、内容、资本乃至观念多年积累的基础上，2014年各级媒体顺应融合发展大势，在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加速了媒体融合的深化发展。在这一大环境中，广电行业的转型在2014年呈现多头并进的格局，在管理体制、运营模式、内容和用户关系等方面均有大幅突破，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兴主流媒体集团打下了一定基础。

一 制播分离再出发，体制机制转型深化

在中国试点了十余年的制播分离在2014年再度成为热词，在寻求技术升级、平台拓展、内容创新的同时，各级广电机构尤其是多个卫视围绕制播分离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试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中动手早、动作大的当属上海文广。2014年3月大小文广整合而成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SMG），SMG对既有管理架构进行了变革，以独立制作人为机制改革核心，对旗下娱乐板块进行资产重组和人事制度改革。全新的东方卫视中心下设节目生产中心、节目研发中心、频道运营中心，以及业务拓展部、广告营销部、综合管理部，推行“制作人制”和“主持人工作室”机制，在放权独立制作人的同时要求承担相应风险。此外在其多档节目中，如《女神的新衣》《两天一夜》等节目背后均有社会化传媒力量的参与。

北京卫视在2014年7月31日宣布广告独立运营，其运营单位北京京视卫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挂牌成立，此后陆续推出《我是演说家》《勇敢的心》等多档制播分离季播节目，观众反响积极，收视率同时段排名靠前。浙江卫视的制度更像是“准制播分离”，通过设立内部制片人竞聘制度，能者优先，改善分配机制。江苏卫视的制播分离更为彻底，通过广告分成、共同制作、合作创意等方式实现与社会化公司合作。其他卫视的相关举措包括改组成立传媒公司、采取“独立制片人”制度等，共性是均以一线栏目内容的制作为改革重点。如东南卫视组建福建东南卫星传媒有限公司，同时实行“独立制片人”制度，将节目分为生产制作与播出，频道与栏目间相互形成独立且权责分明的契约关系；天津卫视成立天视卫星公司，以工作室形式管理人员以达到高效自由合作的目的，同时内部采用“对赌”机制，如通过“众筹”来实现激励目的。辽宁卫视改革从2014年7月开始，推行“独立制片人”制度，将资源和预算由“对人对部门”向“对平台资源”转变，以竞争机制打破原有体制、部门之间关系的束缚。此外，还通过面向全台、全社会发出节目征集令以提高节目质量。湖北卫视的策略是不断推进成熟团队建设，将制作团队公司化，在经费及政策上均向一线团队及制作人倾斜，激发了内部活力，使得其现有真人秀和音乐选拔节目团队逐步走向成熟。^[1]

对于体制内的平台来说，制播分离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外寻求广泛深刻的合作，对内则进行机制的调整以提高整体活力和积极性。制播分离这一机制使电视台与市场对接更加顺畅。结合国际媒体发展来看，在传统电视重组机构、优化产制乃至传播流程等方面，制播分离有其价值所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把握好电视台和独立制作机构之间关系的平衡。在快速市场化发展的同时，电视台还需要完善自身管理机制，着力留住人才，防止系统内部“空心化”的产生，沦为选择和播出节目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制播分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体制机制转型也有待在种种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如SMG等对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融资渠道的调整，对电视业的未来转型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二 围绕内容IP化拓展产业链，推进多元跨界合作

围绕热门内容产品的产业链开发自2014年以来在“内容IP化（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概念下进一步得以发展，其中不乏近年词语求新求陌生化表达之潜流，另外也凸显了互联网环境下对知识产权角色和作用的再认知。内容IP化的核心在于将内容产品转换为IP资源，版权内容从产品走向产业，如由节目等衍生游戏、电影戏剧、出版物、动漫、社群乃至周边产品、旅游产品等多种产品及相关产业，转换程度和效果则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