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谣言自古有之，它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当人类创造互联网时，虚拟世界便成为人类现实世界活动之外的另一“栖居”地，谣言也摇身一变成为“网络谣言”。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革新，“微博谣言”“微信谣言”又成为网络谣言的新代言。

由于微信的用户量巨大，微信谣言的危害性很有可能超过微博谣言的危害性。

2014年6月8日，温岭松门镇土地堂一名老人在家中被害，这一消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而且出现各种流言。当地民警和法医现场勘查确认，该老人的死亡是正常死亡，伤口系老鼠所咬。事实真相是温岭市箬横镇的林某，在朋友圈里看到警察现场办案的微信照，便在其中加入凭空想象的成分转发至朋友圈，其朋友圈网友大量转发时又加入新的想象成分，最后传播成所谓的“恐怖血案”。可见，微信谣言传播范围变大、社会危害性变强，我们应高度警惕这种变化情况。例如，在前述案例中，造谣者林某的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多达3000人，而当林某的谣言发出后，这3000人必然要看，其社会危害性之大，可见一斑。从微信的传播规律来看，其传播的可能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好友，因为一个用户转发一条微信，其好友都有可能再转发，而每个微信好友及其微信圈也会有交集，如此一来，一条微信谣言就有了几何级的转发可能性。微信谣言的传播过程可概括为一人造谣千人转发万人阅读。

本文以微信谣言为研究对象，结合2014年微信谣言的发展变化，通过微博与微信在关系建立、传播模式、关系强弱、传播对象、社会化程度、与现实世界关系以及关系表达等方面的对比来进一步梳理微信的特殊之处。这些特质使得谣言传播具有了适应微信这一平台传播的要求，即微信决定了微信谣言的传播内容选择和传播特色，微信谣言必须适应微信这一平台的要求才能传播。其中微信与微博最大的不同不仅表现为传播对象的差异，还表现为二者关系表达上的不同。这种表达的不同，也直接导致谣言内容选择传播的取向。微信中关系表达不仅限于朋友之间的情感维系，同时也是人自身表达内心自我的一面镜子，一个释放内心情感的渠道。微信的信息传播是关心自我，宣泄自我，鼓励自我，从而通过点赞和转发的方式肯定自我的心理过程。微信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浅吟低唱，也是处于这个社会释放焦虑的良器。2014年微信平台出现大量的心灵鸡汤和健康生活类谣言的传播便是最好证明。微博则在关系表达方面更侧重观点的碰撞和分享，它反映了虚拟社会中人们热衷谈论的公共话题，参政议政的热情，所以微博谣言往往与社会公共类突发事件紧密相关。

二 研究现状

笔者以“微信谣言”为关键词进行网页搜索，可以在百度找到约59500000个网页，以“微博谣言”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在百度找到约4380000个网页结果。通过关键词搜索量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微信谣言的传播比微博谣言的传播更令人关注，同时也说明微信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重灾区”。对中国知网以“微信谣言”和“微博谣言”为篇名进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显示学术界对微博谣言的研究比较多，从2011年的7篇，一跃升至2012年的18篇，2013年持续增多，有26篇，2014年略有下降有23篇，截至2015年2月只有2篇。而对微信谣言的研究则比较少，2015年1～2月只有1篇，2014年也仅有6篇。综上所述，微信谣言的研究还亟待深入。

微信谣言研究虽然寥寥可数，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罗永雄在《舆论学视角下微博与微信谣言传播比较研究》^[1]一文中通过微博与微信平台间的对比来分析微博与微信谣言的传播异同，他认为微博与微信的谣言传播特征有四方面的不同：第一，用户关系的紧密程度差异造就谣言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差异；第二，开放性程度差别在传谣和辟谣上的差异，微博谣言比微信更容易传播和消解；第三，意见领袖的影响作用差异，在微博中，意见领袖是微博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而在微信中，其影响非常有限；第四，对谣言传播的议题关注点不同，微博谣言更关注社会热点，微信谣言则不然。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非常具有启发性，通过深度对比的方法，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微博与微信，微博谣言与微信谣言之间的关系和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消解谣言。

三 研究假设

微信与微博作为关系平台的最大不同在于微信属于强关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