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提出及发展类型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思想来自葛兰西（Gramsci）的公民社会和波兰尼（Polanyi）的能动社会理论。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等强制性手段，而且更依赖于非强制性的“霸权”^[1]。霸权的形成是由众多的组织来完成，比如，政党、工会、媒体以及学校等。因此，葛兰西提出了这样的理论思路：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这样的思路突出了市民参与的重要意义。

无独有偶，对英国史研究后，波兰尼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概念，即能动社会。他的核心观点指出，人类的经济活动原来是嵌入非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断地被商品化，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例如，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合作社与工会等^[2]。波兰尼把这些组织形态范畴纳入他的“能动社会”概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党政合一型的国家体制已不再直接控制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已不再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范畴^[3]。现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致力于社会服务建设，而不是和国家与城市发展进行对抗或敌视。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如果能够让渡一些空间，让社会组织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能够极大的整合民意、鼓励市民参与、协调社会诉求等，并且在社会稳定与安全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因此，近些年，各级政府逐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希望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2008年9月，北京市召开了社会建设大会，并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在这个文件里，北京市明确提出了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思路。随后，北京市政府又颁布了《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含义、范围、功能等进行了解释。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北京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方面的举措，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根据这些由政府官方给出的文件内容，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指由政府负责社会建设的相关部门进行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以“政社分开”“管办分离”为改革方向，构建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为骨干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工作新机制，形成“向社会放权”“以社管社”的北京实践。2009年，北京市认定了第一批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包括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2010年认定了市工商联、市志愿者联合会、市律师协会等12家单位；2012年认定了市对外友协、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等5家单位。这三批27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相应工作网络，共联系和管理各级各类社会组织2.6万多家，比认定之前增长了5倍多。截至2014年7月，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达到36家，已基本构建起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整体框架。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性人民团体，如工会、妇联、残联等，多是按人群特征来划分；二是行业性协会或联合会，主要是经济类组织或社会类组织所形成的较有影响的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或互益性特点；三是综合性的社会组织联合会或社区组织服务中心，具有较强的社会服务性^[4]。前面两种类型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主要是按照“属人”“属业”的方式进行枢纽管理，而综合性的社会组织联合会则更多地体现为“属地化”“基层化”的管理特征。三种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共性主要体现为对多个单一组织提供支持、管理和服务，与单一的操作型社会组织相区别的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式管理特征。

二 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的基本概况

（一）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产生的背景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该地区是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