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2年对研究劳动经济和人口问题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对于以往经济增长率坚持“保八”，温家宝总理的解释是，如果没有8%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无法解决每年2400万新增就业人口就业的问题。然而，2012年，这个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逻辑被打破了。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是7.8%，但是这一年仍然超额完成新增就业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与上年持平；103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市场上的岗位数与求职者人数比率也高于上年；实际工资水平继续上涨。工资上涨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从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的220个城市看，名义工资平均提高幅度为14.4%。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应该如何刻画这个变化及其政策涵义呢？

一个长期经历二元经济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常会跨越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出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于2004年。从那时之后，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从未停止。但是，这个转折点终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只有到达第二个转折点，即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质性变化为特征的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绝对短缺才会逐渐出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其实，我们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已经看到，很可能从2011年就开始了这个人口组总量的减少，预计在2011～2020年将绝对减少近3000万。不管怎么说，2011年或者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的基础人口绝对减少，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升高。这都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口红利就正式开始消失了。

在争论中国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鉴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特点，其变化也反映在一定的时间区段内。因此，有人建议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概念代替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防止把“区间”无限延伸，以致失去“转折”本来所具有的含义和内在规定性。这样看来，我们把上述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及其间隔，作为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比较恰当的（见图1），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经验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图1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我们说在经济增长率低于8%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就业冲击，实际上是指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话，则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根据估算，2012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应该为7.5%，这一年的实际增长率为7.8%，因此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发生。当然，失业现象仍然会有，但是，那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不匹配，或者人们找工作需要一个摩擦的过程所造成的失业，也就是说，自然失业总是要存在的。

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被告知，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大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劳动力市场将长期处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强调意在提醒政府和社会不要忽视就业的优先地位。在一段时间内，为了防止出现对就业问题的忽视，否认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似乎成为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国情和状态，以2011～2012年为转折点，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在相继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是不是就业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已经开始偏紧，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反复出现，而且即使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的2012年，我们听到的主流呼声仍然是招工难，而不是就业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呢？我觉得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事情更需要担忧。本文着眼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的考察，借此揭示劳动力市场未来的风险，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潜在的劳动力脆弱性

正如中国社会所普遍关注的，中国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群体身上：进城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群体，看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