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特征调查项目，第二部分为谣传特征及其感知（以下简称“谣传感知”）调查项目，第三部分为传谣意愿及其理由调查项目。调查时间为2013年6月6日至2014年6月6日，样本为北京地区6所具有典型代表性大学（理工+文科；985+211+非重点）中的465名在校学生，其中女生289人，占62.2%；18～29岁有446人，占95.9%；无收入或低收入者有429人，占93.9%；本科生有327人，占70.3%，研究生有133人，占28.6%。人口特征选项存在少数漏填的情况。

一 传谣意愿及其理由

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回忆最近听到或看到的一则传言（或传闻）”，并将“传言（或传闻）”解释为“尚未证实的报道、陈述、诠释、阐述和故事”。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回答：“是否愿意与家人或朋友讨论该传言（或传闻）？”选项为0～10共11个等分刻度，“0”表示不愿意，“10”表示“非常愿意”。如果选择“0”表示不愿意讨论，则需陈述不愿意讨论的理由；如果选择“1～10”表示愿意讨论，则需陈述愿意讨论的理由。

在传谣意愿方面，表示愿意讨论谣传的有350人，占75.3%，表示不愿讨论谣传的有115人，占24.7%（2人拒绝回答，占0.4%，视为不愿讨论）。如果将标示传播意愿的11等分刻度转换成为文字表述，即“0”表示“不愿传谣”，“1～3”表示“勉强愿意传谣”，“4～6”表示“比较愿意传谣”，“7～9”表示“很愿意传谣”，“10”表示“极其愿意传谣”，可以看到在愿意传谣的学生中，勉强愿意传谣的占23%，比较愿意传谣的占26%，很愿意传谣的占17%，极其愿意传谣的占9%（见图1）。

图1 传谣意愿分布

在传谣理由方面，不愿意传谣的被调查者中有100人填写了理由，填写率为87%；在愿意传谣的被调查者中有218人填写了理由，填写率为62.3%。由两位研究者分别对被调查者所填写的理由进行语义分析，从每例理由中提炼出1～2条简要的意思表述，无法达成一致的视为意思表达不明确。

在100例不愿意传谣的理由中，意思表达不明确的有6例，意思表达明确的有94例。从意思表达明确的理由中可以提炼出8种共101条意思表达，其中因“不相关”而不传谣的有47条，占46%；因“不确信”而不传谣的有32条，占32%；因“太色情”而不传谣的有7条，占7%；因“太暴力”而不传谣的有4条，占4%；因“怕惩罚”“涉及隐私”“不想传播负能量”而不传谣的各有3条，各占3%；因“太恶心”而不传谣的有2条，占2%（见图2）。基梅尔和基弗也曾在“艾滋病谣言”的调查中发现过五类不传谣理由，其中四类在我们发现的不传谣理由中都有所体现，只有“相信其他人已经知道谣言内容”这一类不传谣理由例外。^[1]

图2 不传谣理由分布

在218例愿意传谣的理由中，意思表达不明确的有13例，意思表达明确的有205例。从意思表达明确的传谣理由中提炼出了8种共214条意思表达，其中因“交流娱乐”而传谣的有95条，占44%；因“相关”而传谣的有53条，占25%；因“求真相”而传谣的有27条，占13%；因“从众”而传谣的有22条，占10%；想要通过讨论谣传“探知他人”的有8条，占4%；想要通过传谣“施加舆论压力”的4条，占2%；想要通过讨论谣传来“辟谣”的有3条，占1%；想要通过传谣来“传播正能量”的有2条，占1%（见图3）。

图3 传谣理由分布

二 谣传特征及其感知

在谣传类型方面，高校学生所列举的谣传中，29.7%无图无视频，40.2%只含图片，30.1%包含视频；7.7%为正面谣传，60.4%为负面谣传，28.2%为中性谣言（见图4）。可见，仅依靠口口相传的谣传最多不到三成，而通过网络、电视、纸媒等途径传播的有图或有视频谣传最少也有七成。同时负面谣传最多，正面谣传最少，罗斯诺也曾在一次现实谣言调查中发现：“负面谣言数量最多（52%），正面谣言数量最少（6%）”。^[2]

图4 谣传类型的比例

在谣传情愫方面，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回答“该传言（或传闻）是否包含情色/暴力/恶心/搞笑/仇富/仇官内容（或情节），及其程度如何？”（没有=0～10=情节极强）在学生所列举的谣传中，38.1%有情色内容，53.1%有暴力内容，55.3%有恶心内容，46.7%有搞笑内容，47.7%有仇富情节，50.1%有仇官情节（见图5）。可见，过五成的谣传包含暴力和恶心内容，这可能与2014年影响较大的暴力恐怖事件与邪教杀人事件有关。值得关注的是，五成左右的高校学生会从谣传中感知到了仇富或仇官情节，这表明学生群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