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个体减少心理复杂性并获得本体安全感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社会整合力量。正如社会学家帕特南所强调的，社会信任长期以来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但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和形成了社会各种成分的“合作”，如立法与行政之间、工人与管理之间、政党之间、政府与私人之间、小企业之间，乃至于人与人之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与此相随，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尽管合作所需要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并且信任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1]中国社会30余年的急剧变迁与发展对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和人际信任造成了很大冲击，同时亦催生出许多现代社会的组织及代理人，这就要求居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在利用已有熟人社会而成的特殊主义信任机制中的积极性成分和合理性因素基础上，顺应变迁逐渐建构起超越个人、群体范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约束效力的社会信任格局，只有二者良性契合才能有效抵御严峻的信任危机，社会才能趋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不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使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2]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以及同一阶层和社会群体或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所共享的“社会信任感”自然也就会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即是在凸显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探索作为“社会心态”的社会信任感的构成维度，以及不同地域、阶层民众具有怎样的共识性信任感的特征属性，并试图从中揭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等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因素与信任感之间的关联情形。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中国人的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梳理文献后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首先，人际视角的信任研究居多，缺乏对更广泛信任对象主体，特别是社会生活中，交往频率发生较少的对象的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特性使众多学者更为关注人际信任的“概念指标、信任结构、信任模式以及维持信任和产生信任的机制”等方面。^[3]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沿着西方学者针对普遍/特殊信任区分的研究路径，有学者开始触及作为制度信任基础的普遍性信任，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性信任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4]但研究仍主要从人际交往和关系角度入手，即使对作为制度信任基础的普遍性信任的测量也主要采用诸如“对社会大多数人”这样的人际信任方式，远未将对事件或系统的信任纳入考察的范围中去。第二，关于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理论探讨较为集中，但相关实证研究却较为鲜见。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对制度信任的需求与中国传统信任结构之间的落差导致了信任危机的爆发，这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郑也夫指出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度”，是造成中国社会“不信任的温床”；^[5]翟学伟认为“在新型的信任机制还没建立起来之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使得“杀熟”现象频发。^[6]特别是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对国外社会信任理论进行引介，^[7]对中西文化与信任本质进行剖析^[8]和对中国转型期信任危机与转型问题进行了诸多理论探讨，^[9]但关于中国社会信任构成维度及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却相对匮乏。第三点不足之处在于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作为简化复杂性的机制，社会信任通常被作为与人际信任相对应的类别看待，但目前研究主要针对公共信任、^[10]公众信任^[11]和政府信任^[12]等公共部门，特别是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展开，对其他社会信任对象，特别是社会信任问题的全局性研究不足。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仅仅对信任进行基于“传统文化”路径的关注或学理层面的探讨已不能因应学界及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这需要我们在新的研究视角的驱动下，在明晰社会信任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国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