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它包括生育的目的、数量、性别偏好等。生育意愿会影响人的生育行为，进而影响人口数量。生育意愿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人口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生育意愿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一）父权制文化下的生男孩愿望

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来，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父权制文化维护男性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和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和附庸地位。在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存在男性中心、性别歧视等思想观念。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影响人的生育意愿，家庭中男性成员的出生是一个家庭提升社会地位的象征，一些家庭会一直生育孩子直到出生了足够多的男孩以提高家庭在社区中的经济保证和社会地位。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没有男孩的家庭会受到村民的歧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男孩的愿望会表现得非常强烈，不能抑制自己的生育愿望，不仅是个体自身的问题，更是文化的原因。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0：102～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男婴出生数为102～107个。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期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0：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0：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而且，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2000年生一胎的性别比为100：107.1，生两胎的性别比为100：151.9，生三胎的性别比达100：159.4。^[1]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已突破警戒线，“男孩多女孩少”的问题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经济收入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生育行为一方面受文化的调节，另一方面经济收入也会调节个体的生育行为。贫穷助长了个体的生育意愿，这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有关。

家庭人口生育经济决策模型为：

N＝（R-S-C-C′）/（E＋R′）^[2]

其中，N为生育孩子数量，R为家庭收入，S为储蓄，C为成人所需要的消费费用，C′为生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所放弃的收入，即生育和抚养的机会成本，E为未成年人的消费费用和成年大学生在工作之前的费用，R′为未成年人劳务和成年大学生上学期间勤工俭学所获收入。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甚至负增长，主要原因是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城市生活收入虽然很高，但城市消费水平也很高，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很高，而且城市生活紧张而繁忙，为生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放弃收入的机会成本很高，城市生活降低了个体的生育意愿。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也很低，特别是劳动力的闲置，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极低，甚至为零。而且乡村孩子在童年期就可以帮助家庭干农活，家庭孩子多就可以获得相应多的劳动收益。生育抚养成本低加上未成年子女可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助长了贫穷家庭多生育的动机。在非洲、南亚等一些贫穷国家和地区，生活在勉强能糊口的生活水平上的家庭必须依靠尽可能多的孩子来帮助家庭提供粮食供给和经济来源，以确保父母能安享晚年。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条件缺乏，婴儿死亡率较高，出生更多的孩子来保证其中有几个能够生存下来，这样也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的生育意愿。

父权制文化、性别偏见、贫穷助长了个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了人口增长。

（三）生育意愿对人口规模的调节

妇女的生育意愿会影响人口规模的发展。晚育会有效降低人口规模发展的速度。这其实也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妇女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晚育的可能性越大。如女人从36岁开始有4个孩子会比一个女人从18岁开始生两个小孩对地球压力要小得多。如果父母能够晚一些要小孩，那将能够很大程度地降低地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压力，那就相当于家庭的规模缩小了一样，如图1a、图1b所示。

图1a 母亲生育年龄与人口规模

图1b 母亲生育年龄与人口规模

在图1a中，如果一个女人在20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