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族群冲突，有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这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族群冲突。2008年3月在藏族聚居区发生的骚乱，17人死亡，波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此次骚乱对稍后进行的奥运火炬传递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两起事件尽管有复杂的内外部原因，但也说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没能有效地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要改进现有的民族政策，需要分析这些冲突和骚乱产生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些变化，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式的“肯定性行动”；二是“以发展换忠诚”的经济扶植政策。

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了满蒙回藏汉“五大民族”的说法^[1]，但没有清晰界定个人的族群身份。在1950年，全国各地自报的族属名称多达400多个。此后，中国政府通过官方的民族识别来确定少数民族的身份，主要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的论述，根据斯大林对民族的著名定义^[2]，将全国人民划分为56个民族。

国家在法律上强调各族平等，禁止歧视和压制任何民族；同时也宣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以及各族的生活习惯。根据中国宪法，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民族自治区域。据2008年的数据，中国共有155个民族自治地区，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地区级的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或自治旗。此外，还有1100多个民族乡^[3]。民族自治区域比一般行政区有更大的立法权，可以独立制定有关本地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计划生育方面，城市的汉族居民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以有两个，而少数民族基本不受此限制。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在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升学考试中，享有比汉族学生低的录取线。在民族自治地区，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有一套配额制度，保留一定比例的职位给少数民族，各地的行政首长必须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士担任^[4]。甚至在司法领域，少数民族也享有特权。1984年，政府宣布了“两少一宽”政策，即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要“少抓少杀从宽处理”。这项政策使各地执法机构在打击少数民族犯罪时束手束脚。在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经常倾向于是少数民族的一方。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不负责任的行为，纵容了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引来一些汉人的不满^[5]。

除了这些优惠政策外，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希望以此推进族群平等，消除某些少数民族的独立倾向。从80年代初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民族地区减免税收。民族地区的农业、商业等税率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企业家创立的企业，在最初的三年免税。同时，大量的财政援助投向民族地区。在80年代，中央政府确认了331个“贫困县”，其中42.6%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给予这些县大量的财政援助。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还让沿海发达省份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达省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种建设项目。比如，北京负责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全国各省帮西藏等。

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计划，重点发展中西部的经济。该计划包括了所有5个自治区和绝大多数自治州县。从2000年到2003年，中央在西部投资2000亿元建设50个大型项目，其中37个为基础设施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从1999年的402600公里增加到2003年的548000公里，发电量从1430亿度增加到2240亿度。西部大开发成功地缩小了5个民族自治区和沿海省份的经济差距。在2000年，五大自治区的平均GDP增长率还比沿海低1.5个百分点，到2006年已经比沿海高出1.3个百分点了。这样，至少从经济增长率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了^[6]。

二 理论：关于群体暴力的三种假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经济扶植政策看起来对少数民族已经有足够的善意，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那为什么在新疆和西藏还会发生流血冲突呢？为什么当地的族群矛盾会严重到发生大规模群体暴力呢？我们先看看学术界是如何分析群体暴力产生的原因的。

关于群体暴力（communal/collective violence）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