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老”是侗族南部地区对流传当地古老的多声部合唱艺术的民间称谓，学界根据字面意思直译成“大歌”。从薛良1953年在《人民音乐》上发表的《侗族民间音乐的简要介绍》算起，至今学界对侗族大歌的关注研究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现在侗族大歌已成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重新追溯该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薛良的“大歌”直译影响深远，《人民音乐》的对外宣传功不可没，二者对侗族大歌逐渐闻名于世起到了基础性作用。60年间，侗族大歌如何生成一直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归纳起来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模拟自然声响说”（张勇^[1]、杨昌国^[2]、吴浩及张泽忠^[3]）；二是“语言、风情习俗及民族器乐影响说”（王承祖）^[4]；三是“源于原始耶及古歌说”（石家国^[5]、杨方刚^[6]）；四是“自然及人文环境影响说”（赵媛^[7]、刘亚虎^[8]）。这些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没有关于侗族大歌确切的记载，无法认定它产生的具体年代，所以学界关于这一民间艺术的形成研究只能依靠侗族的生存环境进行假设和推断。那么，除了上述的相关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吗？本文结合侗族的社会历史以及大歌的流传区域，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希望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侗族大歌与款组织

从地理空间来看，侗族大歌流传的中心区为今黎平、从江两县毗邻的六洞、九洞、十洞、千七、千五、千三、千二、二千九、四脚牛等地，边缘区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溶江河沿岸和榕江县的苗兰、宰荡、加所等地。^[9]前文提到的“六洞”、“九洞”“十洞”直至“四脚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地名指的是侗族古代款组织辐射到的区域。“款”在侗语中读作“Kuan”，最初有“一片”、“一带”、“一起的”、“连片的”、“联盟的”等含义。^[10]“洞”与“款”同义，而“六”、“九”、“十”、“千七”等数字表示数量，如“六洞”则表示六个较小的款组织联合在一起，“千七”表示有一千七百户构成一个款组织。明代刘钦的《渠阳边防考》对侗族古代的合款情形有简要描述：“其曰峒蛮者……皆从古无大豪长，或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制相縻。”清代徐家干的《苗疆闻见录》对“四脚牛”解释道：“地名四脚牛，初不知何义，即执苗人问之。凡地方有事，须合众会议者，则屠牛分四脚传之以为约，因即以四脚牛名。曰水口，曰南江，曰古帮，曰高岩，号称四脚首寨，余各随所近者附之。主其寨也皆称曰‘公头’，而首寨公头尤见尊大。牛传毕至，相应如响。”侗族款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与历代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统治政策有关。侗族的款组织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因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为了生存以及种族的延续，先祖们以村寨为单位相互结盟，对外协同防御自然灾害以及外敌入侵，对内制定规约共同遵守规范人伦和生活秩序。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一区域的羁縻政策为侗族款组织的发展延续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图1 侗寨中的鼓楼是大歌的展演空间，摄于从江县高增乡岜扒村

那么侗族大歌的生成与款有何关系？上文讲明，“款”是侗人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民主自治组织，民间根据处罚程度的重轻将款约称为“阴规”、“阳规”和“威规”。“阴规”指处以极刑的条规，处罚范围涉及掘祖坟、偷盗、抢劫、乱伦、拐骗、敲诈六个方面。“阳规”指极刑以外的各种条规，处罚范围涉及行为不轨、未婚先孕而悔婚、背地私通、小偷小摸、偷放田水等方面。“威规”指以劝诫教育为主的条规，涉及造谣、找碴、举止粗鲁、家庭不团结、窝藏罪犯、违反条规等方面。^[11]为了及时地向广大民众传达各种规约，款首或者寨老们多在春秋两季，即“二月约青”、“八月约黄”集会讲款，^[12]与此同时还举行斗牛、唱歌、吹芦笙等其他娱乐活动（见图1）。比较而言，侗族款组织的形成早于大歌，前者以及聚众讲款、娱乐活动为后者的集体歌唱以及传播提供了契机。可以说，侗款是大歌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产物之一，大歌流传区域与侗款结盟区域的重合说明了这一点。

二 侗族大歌与才智竞争

侗族村寨之间结成联盟关系之后须经常进行交流才能增加了解与互信，因此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