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5年06月 |
“敲巴郎”是苗族社会一种“杀牛祭祖”的仪式,主要流行于黔中地区。它是追求祖先庇佑、宗族和睦的一种手段。在仪式中,不仅“牺牲”之“牛”具有符号文化内蕴,而且整个仪式充满苗族百姓对祖先的敬畏,希望通过此仪式得到祖先回报的符号意蕴;同时“敲巴郎”作为宗族仪式,是一种分离社会群体的区隔形式,同宗族的人通过仪式上的互动而加强凝聚。
The “qiaobalang” is popular in the the central Guizhou vicinity of memorial ceremony. “qiaobalang” as an ancestor worship ceremony,to the pursuit of harmony with the ancestors as a means to be strengthened,at the ceremony,the awe of ancestors,which is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ethics,people are more hopes this ceremony ancestors return. “qiaobalang” is a clan ceremony is a form of separation of social groups separated curren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t the ceremony and strengthen this knock Balaam good blend of sacred and secular dichotomy.
“杀牛祭祖”是苗族普遍存在的祭祀方式,但因苗族分布广阔,支系繁多,各地的祭祖仪式有所区别,湘西的“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的“吃牯脏”(吃鼓藏),黔西北、滇东北的“打老牛”,黔中苗族地区就流行“敲巴郎”。“巴郎”是牛的苗语,所以“敲巴郎”直译成汉语就是“杀牛祭祖”之意。本文对“敲巴郎”仪式符号展开初步分析,旨在揭示苗族文化中“牛”的符号内涵,以及苗族百姓期盼祖宗庇佑与同宗交好的信仰与信念。
一 “敲巴郎”仪式描述
举行“敲巴郎”仪式,通常有规模等级区别:三年称为“小祭”,杀一头雄性黄牛;七年称为“中祭”,杀一头雄性水牛;十五年称为“大祭”,需杀两头雄性水牛。但时间上没有硬性规定,牛的品种也可根据家庭实力购买。不过家庭一旦举行了该仪式,就必须按照三年、七年、十五年的规矩进行。
如果打算在秋收后“敲巴郎”,人们在开年就要准备,其一,“买巴郎”。买什么样的牛虽由各家自行决定,但评价好牛的标准是统一的,好牛的头、角、毛色等均有标准。因此在这一环节,人们不惜重金四处寻购好牛。其二,请“巴郎酒”。人们购得好牛之后,亲戚朋友要前来祝贺,主人要用“巴郎酒”进行招待,大家热闹地谈牛聊天。其三,“牛踩场”。每年农历六月,家家户户就会把购的牛牵出来亮相,这就是所谓“牛踩场”。在“牛踩场”中,亲朋好友要来送礼,他们一般都是喝过“巴郎酒”的。牛踩场一圈,亲友就给牛披挂上一件礼物,比如,毯子、床单等。牛绕圈次数视亲友数量而定。其四,“牛打场”。“牛打场”其实就是苗族民间寻常的“斗牛”游戏。“牛打场”的时间同样依据生肖顺序来定。一般从农历六月第一个“狗”日开始进行,以此类推,逢“狗”之日都要进行此活动。在场上被打败的牛,被用于秋后九月间的“敲巴郎”仪式。“牛踩场”、“牛打场”等活动完成后,秋收后的“虎”日正式举行“敲巴郎”仪式。整个仪式共七天,时间按照“虎”后生肖排序,但必须排除在“猪”日和“牛”日进行活动。祭祖活动之所以安排在秋收后九月间,其目的是让主人家可以获取新的牛的来源,以便能够帮助其承担活动期间的开销,也可以让祖先品尝丰收的喜悦。
根据生肖顺序,通常要选择“虎日”为第一天,然后按照“兔”、“龙”、“蛇”、“马”、“羊”、“猴”排列七天。第一、二天主要做一些前期准备,比如,检查牛的情况、编结牛索、挂鼓、尝酒等,第三天才是祭祖仪式的核心——杀牛。杀牛中有一项重要的仪式——“请祖先”。在该仪式中,鬼师将整个家族已故祖宗的名字按辈分先后依次念两遍,一遍是请男性祖宗,二遍是请女性祖宗,意在请祖宗的魂灵前来参加盛典,享用后代祭献的贡物,鬼师一边念祷词:“今天是某某给老祖公杀牛,虽然这头牛很小,但请老祖公还是要保佑,今天杀一头牛给老祖公,老祖公就赏赐子孙更多更肥的牛”,同时一边卜卦。当两块卦都扑在地上时,就表示祖先们都满意后代供奉的酒和饭。祷词之后,还要念咒词,诅咒那些夺人田地、不讲道德的人,将会受到老祖宗的惩罚。待咒词完毕,便由技术娴熟的杀牛人在众人的配合下将牛杀死。之后几天活动更为丰富,唱歌跳舞,感谢鬼师,同时主人家要将所有杀牛工具收好,将部分牛身上的“部件”作为装饰品悬挂在自己家的房屋内,以此表示纪念。最后一天还要再次设宴招待众亲友,答谢其参与和支持主人家的重大祭祖活动。这样“敲巴郎”整个仪式才算结束。
可见,“敲巴郎”作为一种仪式,是苗族社会的一个叙事文本,它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比如牛、酒、鬼师等组合起来,但它又并非机械地展示这些事物,而是重新建造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置身其中的这些事物变成了一堆符号。在“敲巴郎”的特定“语境”中,这些符号脱离了平时的意义而实现了一种再创造。因此,“敲巴郎”仪式本身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符号,它通过象征和隐喻手段来展示当地社会的信仰、权威、控制以及宗族关系等,它充当了一种公正、见证的角色,甚至产生某种法律性和制度化的约束力。“敲巴郎”仪式实质上是把无形、抽象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转变为可见的物化形式,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表述。要读懂“敲巴郎”这样一个社会性的文本,必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