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用女书写成的文本

女书的口头流传，在当地具有很广泛的受众范围。当地年龄在50岁以上的妇女都会唱不同数量的女歌。现在学者搜集的女书作品（见图1），很多是这种女歌的歌词。女书作品在当地妇女之间是以“唱女歌”的方式交流传播的，但是这种交流传播的方式是否是单一的呢？经笔者调查发现，“唱女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歌堂歌，是在当地婚嫁的时候妇女唱的表现当地一系列婚嫁习俗的歌曲，其中以“哭嫁”风俗的哭歌最为著名；另一种在当地被称为“读纸读扇”的特殊读法，声调舒长，音调低沉，有停顿，有回环往复的“读唱”。笔者将“读纸读扇”的方式称之为女书吟诵。它遵循“平长仄短、依字行腔”的吟诵规律，对女书的创作有着极大的意义。

在女书盛行时期，女书吟诵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一种普遍的日常“读唱”方式。如今，由于现代人对吟诵这种音乐性不强的口头语言越来越陌生，而较多关注女书歌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歌堂歌的研究渐多，但这种女书口头流传最为普遍的形式却越来越受到冷落。女书吟诵的语言在当地依然是一种交际工具，男女老少皆用之，方言不存在断层。然而，女书的吟诵出现了“后继乏人”的断层现象。

一 女书吟诵的始今

新中国成立前，吟诵在江永县当地的妇女中很普遍，女人读纸读扇的时候，闲暇之时长辈教晚辈读唱，或是做女红时随口哼上几句都是用吟诵来读唱的。女性几乎人人都会吟诵，但不是人人都会写女书。吟诵在当时男女都会，只有女书文字才是女人自己的专利。

吟诵之外，女书的口头传承形式尚有歌堂歌的歌唱调。历来吟诵的使用范围比女书的歌唱调都更为广泛，歌唱调仅仅局限于婚嫁中的坐歌堂，吟诵却广泛使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在一些特有的女性节日习俗中，女子聚集在一起读唱的女书基本都是吟诵调，只是偶尔会在兴奋之余高声唱几句唱调，这应该也与女子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尤其是婚后的家庭妇女更是钟爱吟诵，她们常常几个姊妹聚在一起，互相倾诉各自的生活琐事和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忧伤低沉的吟诵符合这一感情基调。

吟诵用的是方言，男人也能听懂，但是男人很少有吟诵女书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会吟诵女书，因为他们都会被其他的男人耻笑，觉得这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做了有损尊严，所以女书吟诵基本上是在女性之间流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不允许闹歌堂，也不允许人们过传统的节日，这些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被封杀，所以人们不再唱女歌，不再读纸读扇了。

图2 笔者采访何静华，右为何静华

图3 笔者采访胡美月，右为胡美月

在江永县域历来是没有“吟诵”这一概念的，当地人传统上称之为“读唱”，或者是“读纸读扇”，而把在婚嫁中的歌唱调称为“闹歌堂”。从当地人对这两种不同唱法的称呼，我们也可以看出吟诵是一种读唱艺术，是介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而“闹歌堂”的音乐性比吟诵强烈，是一种“歌”的形式，只有音乐性强的曲调才适于在结婚的欢乐气氛中尽显喜悦之情。“吟诵”这一概念在当地的使用，据何静华、胡美月（见图2、图3）等女书传人讲，是大约10年前江永政府的文化官员提出来的，他们也是在采纳了一些外来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命名的。

传统上，女书吟诵多于女书的歌唱调，长辈教的、平时交流的都是吟诵。但在20世纪80年代，专家学者发现江永女书后，从现今社会的普遍接受力考虑，觉得唱调更富有音乐性，更符合现在大众的审美需求，容易被接受，因此他们就要求当地人将很多女书的吟诵都改成了唱调的形式。从这时起，女书的唱调多于吟诵而存在了。从女书的衰落到引起官方的重视，女书的抢救和传承有些偏离了传统的传承方式，更多的是遵循官方的意愿和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导致吟诵被大众的“音乐耳膜”所排斥。

从古至今，学习女书都是从读唱女书开始的，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掌握女书，现今仍旧沿用过去家庭式的那种教育传承方式，从教读唱女书入门。不过现在的培养已经不是家庭长幼辈的传承方式了，而是进行成批的学堂教育。在女书之乡普美村建有女书学堂，2010年暑假，上江圩小学就有50多名女学生到女书学堂学唱女书。现在很多到外面宣传女书的展演活动都是以做女红和读唱女书为主，这也表明读唱是女书存在的根本。

据胡美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