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辩论中，我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啦啦队队员，而不是运动员。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一个门槛，也可能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个门槛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发展很好的经济突然发生崩溃性危机。基于此，我非常关心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赞赏在这场辩论中正反两方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讲道理、摆事实的客观而理性的争论。对重大问题在国内我们非常需要有这么理性的讨论。

作为啦啦队队员听正反两方隔空辩论时，我对几篇文章和论点拍手叫好，后来发现我拍手叫好的都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张明、汪涛的文章。我就谈谈在做啦啦队队员时，为何我只为反方的论点拍手叫好。

资本账户开放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我这几年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我力推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前三项都要靠投资，投资需要资本。从理论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回报率相对发展中国家低，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利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回报率会较高，所以也是好的。这样的自由流动应该是双赢的，受欢迎的。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迷题”。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应该比发达国家快。从经验实证来看，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13个经济体发展得比较好，实现了每年增长率为7%或以上、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表现卓越的经济体有5个共同特征。其中的一个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在快速发展时，由于自身储蓄率非常高，高投资的资本主要来自国内的积累。最明显的就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不但资本的短期流动受管制，而且，外债和外资都很少，甚至不欢迎。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最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个可能的前提是什么？对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给予了解释，那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所形成的产业就会有竞争优势，占有国际国内最大的市场，享有最高的利润和最多的剩余，而且，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剩余多了，可积累的资金就多，投资回报率高，积累的意愿就高，资本积累就快，可以支撑的投资项目就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加快，而且，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投资，所需的资金不会超过自己积累的资本。

资本账户开放三个领域的利弊分析

从上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包含三个主要领域：第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第二个是国内银行跟国外银行的借贷或者是国内企业直接到国际上举债；第三个是短期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资本流动。

从这三大类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直接投资实体经济，对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有直接贡献，可以推动结构变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不存在通过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Term Mismatch），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错配（Currency Mismatch）问题。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还会带来技术、管理、国外市场等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益处。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国防安全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考虑，在资本账户开放中，外国直接投资利远大于弊。从实证经验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非常好。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我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