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词汇。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城乡关系失衡，就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突出问题，极大地阻碍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从发展的历史沿革来看，当初我国推行城乡二元发展格局，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实现快速发展，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为保证赶超战略的实施，进行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实行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发展思路，即通过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机制，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对于国家实现既定的工业化发展目标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城乡关系长期失衡，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贫富差距拉大，内需难以提振等诸多问题，无不与城乡关系失衡存在内在联系。因此，要振兴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键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第一节 简单的文献回顾

对于城乡发展关系的关注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时代，圣西门的城乡社会平等观就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深入思考。^[1]而恩格斯则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这一概念的人，他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

但真正使城乡关系研究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则应归功于发展经济学的推动，也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模型的提出。

在城乡关系研究方面，刘易斯首开先河，提出了农村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前者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称为“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后者则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称为“工业部门或城市部门”。在农业部门，由于资本缺乏，土地又十分有限，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因此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仅能维持本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平。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略高于这种生存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会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占比较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只要现代工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它就可以雇到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导致农村部门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为止。正是由于这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给资本家提供了获取巨大利润的机会，加快了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了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3]。

在刘易斯研究的基础上，费景汗和拉尼斯则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更为完善的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式虽然接受了刘易斯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观点，但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产品日益扩大的需求，劳动力转移就会受到阻碍。费景汗、拉尼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村存在多余劳动力，撤走这部分劳动力不会减少农业产出，因而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个阶段，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如果农业部门的增长停滞，当劳动力撤离农业部门时，农业总产品就会减少，从而引起农业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结果是在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全部被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业部门的扩张就会停止下来。第三个阶段，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了，工资水平完全由市场决定，伪装失业全部消除。他们认为第二个阶段存在障碍，进而认为一个停滞的农业将会导致工业部门工资成本的急速高升，从而不利于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使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增长受到限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4]

与刘易斯和费景汗、拉尼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