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和费孝通先生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1]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一条学术路线，而且使之臻于完美。陆学艺的学问是散发着中国泥土芳香的，亦即最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社会调查，60年来，足迹遍布祖国山山水水。他对中国农民想什么，中国发展症结在哪里，始终保持着最灵敏的感觉，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陆学艺用奋斗的一生、卓越的业绩、高尚的品格，奠定了在社会学界、教育界、决策界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说，陆学艺是继费孝通、雷洁琼之后代表中国社会学的光辉旗帜。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杰出学术成就，主要是因为坚持了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应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据此所做的路径选择。所谓“中国土壤”，当然不仅是指与陆学艺从事“三农”研究有关的狭义“土壤”，而是广义的“中国实际”，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实际”，而是扎根于中国实际。在中国语境下，“学术路线”就是对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中西、古今、理实（理论与经验）、学用（学术与应用）问题的根本性回答。

讨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潮流”。社会学也许受到某种学术潮流的影响，重视研究细小的具体问题，这在方法论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所谓“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对于一门强调实证的学科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对学科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这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科来说，却需要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而陆学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所坚持和发展的“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这一条学术路线，这是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和继承的。

一 关于中西问题

中西问题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就遭遇的一个基本问题。自鸦片战争以降170多年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激烈的争论，如“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从器物层面到体制层面的深刻冲突、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激烈对立等。中西问题不是社会学的特殊问题，但因为西方社会学对于中国学术来说是所谓“舶来品”，在中国怎样生长和发展这个学科，解决中西问题就具有首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老一代中国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费孝通先生几次回忆他在1930年到燕京大学听吴文藻先生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情形。而当时在讲堂上风行的是用英文讲授，费老称那是“半殖民地上的怪胎”，他称赞80多年前有人用中国语言讲授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2]。吴文藻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费孝通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什么他们回国后不标榜留洋学得的西方学问，而是坚决地提出并坚持社会学要“中国化”？^[3]不仅仅是出于民族感情，不仅仅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出于对社会学学科本性的深刻洞察。正因为他们真正学懂了西方社会学，看透了西方学问，他们才对中国社会学应该怎样生长和发展有了真知灼见。特别是他们看明白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所以，他们披荆斩棘地开辟社会学新路，“痛下苦功夫，以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并且坚信，“这种看法绝对是正确的，这种立场亦确是颠扑不破的”。^[4]他们不仅一开始就特别重视社会调查，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也是看中了后者长于田野调查，不摒弃而是非常重视本土经验，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能够“接地气”。按费老的概括，这条学术路线就是“从实求知”。^[2]

这个学术路线问题，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吴文藻、费孝通等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但他们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后，费老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断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坚持“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根本方向。陆学艺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学界以来，始终高度自觉地坚持这条学术路线，身体力行，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为之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陆学艺坚信“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价值。他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