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9时8分，陆学艺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之后不到一个月，他生前最后审读、校订的《“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文集面世。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在最不愿意亲历的一种缅怀师友的情境中拜读先生这部文集，写下这篇文章。

文集收录的是先生2005年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和文稿，但其中的许多文章却折射出先生从事“三农”研究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轨迹。先生本专攻中国古代哲学，但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却情有独钟。1978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积累和研究思考，写就《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被新华社内刊摘要发表，从此先生告别本行，专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1979年，针对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种种非议和指责，他去安徽等地调研，后与其他同志合作，写就《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一文，振聋发聩，为启动农村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推开时，他已开始考虑，包产到户之后中国的农业、农民向何处去？1980年11月在《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一文中，他提出，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土地按户承包；第二阶段是兼业农户大量涌现；第三阶段是出现专业农户和其他行业的专业户；而当专业农户和专业户大量出现时，农村的经济联合、协作组织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简言之，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走向可以概括为“包—兼—专—联”四个字。一些规律性论断的证实，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先生当初的论断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没有能够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但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生这一前瞻性的论断逐渐被实践印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农村改革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上，先生都勇敢地站在“潮头”，直言不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部文集也反映出近年来他对一些农村发展重要问题的见解。如针对要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为商人的钱袋子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在2007年他就世纪之交发生的一轮“圈地运动”深入分析了其根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路径是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财建市、以市引商、以商发财、以财升官”。我们看到，先生所指出的这个循环在许多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还是走在这样一条轨道上。当前，地方债务、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被列为资产质量可能出问题的三大重点，而前两个问题都与先生所剖析的“圈地运动”有关。关于政策执行到下面走样的问题，他指出“那些贯彻不到位的政策，还是讲空话的政策，否则政策很难变形”。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提出警告，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新农村建设这个大背景，搞大规划，搞征地。他四论“农民工”问题，指出“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核心是身份问题。他认为，“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农村一些重要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难题还没有破解”，提出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个体制，“应该而且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财政金融体制这三项制度入手”。几十年来，先生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政策建议，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年近八旬之际，先生仍战斗在学术第一线，亲自主持课题，下农村基层调研，著书立说，临终前还在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全国百村大型调查，这在“三农”研究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农村改革的多个研究领域，先生一直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

先生思维敏锐，能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他虽然没有经济学的背景，但是对数据非常敏感，能准确地理解数据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这种关系来揭示出数据背后的实质性问题。他所具有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敏锐感觉，还有对数字的敏感性，这是一种多少学者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获取的能力。他的这种能力，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他长期实践积累、勤于思考的结果。从文集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1958年到北京大兴县芦城村开门办学8个月，亲历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全过程，此后，他一直与芦城的乡亲们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