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早年的研究重点是“三农”问题。他曾解释自己转行的原因：“我是农村出生的，看到农民吃不饱饭，心里就不明白。我们跟着党走，党又是先进的，1960年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呢？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我一辈子都关心三农问题，一有机会就下乡。”

2012年，陆学艺获得首届“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成就奖”，评委会认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缘

我与陆学艺教授，可以说是先天有缘。或许因为我与他有一段类似经历的缘故（生长于江南农村，上大学都是学哲学），促成我们之间的交往大大缩短了年龄差距（我与他的实际年龄整整相差23岁）。在交往中，我也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置于学生的位置上，受益匪浅。

感动：哲学与现实结合

早在198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关系，有幸与陆学艺先生相识。当年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早已走出学术的深宅大院，置身于山东德州等地农村，实地考察遍及全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建国门内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基本上见不到他的身影，但却不时可以从有关报刊和供决策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上，看到他所发回的有关农村改革情况的调查报告、论文和建议。

对于他的更多的情况，我主要还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口中了解到的。因为，在云集数千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这座大楼里，能长期自觉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科研人员，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这当然不能不使他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然而，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他的一件事是：1983年元旦，哲学所在国际俱乐部举行迎新茶话会，我有幸被邀请出席。在会上，哲学所的一位负责同志宣读了陆学艺从山东陵县发回的一封信，信中谈及他在农村的切身感受，使包括我在内的在场的许多同志大为感动。我第一次深刻地体悟到：哲学作为一个基础理论学科，竟能如此直接地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指导现实生活，并推动社会前进。陆学艺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位哲学家，能够驻扎在基层农村实地调研，并且一干就是好几年，着实令人尊敬。

此后几年，陆学艺教授的工作多有变化。结束挂职后，他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任职。1986年，我开始全力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编纂工作，组织全国社会学界的专家调研，设立整个写作框架并进行审稿。可以说，那时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作为编辑，我感受着学者的科研热情，也对社会学事业充满了激情。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陆学艺教授的一个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因为有了前期的铺垫，我和陆学艺教授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至交。当时，陆学艺教授已基本明确了他将从农村发展研究所调任社会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并主持工作，他向我全面了解了社会学界的历史、现状以及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一些基本状况。

介入：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直到1987年，陆学艺教授正式由农村发展所副所长调任社会学所副所长，而我则继续完成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任务。因工作上的联系，我与他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当时，我组织了社会学界三个科级主任在北京人定湖公园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审稿，陆老师带着科研处的同事来看望我们。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雅林提出要召开一次全国社会学的学术研讨会，适逢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讨会主题就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学”。当年，全国300位社会学工作者在伊春参加了研讨，可谓是学界的一次盛会。此次会议也标志着社会学界在陆学艺教授的主导下，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团结合作的时期。

1988年，陆学艺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工作后，我几乎每周都和他见面，即使不见面也要通个电话。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他打电话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个事情要商量。”我吃完午饭，骑着自行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党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