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陆走了。对陆学艺，尽管他大我们20多岁，我们却从来都叫他“老陆”。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晚辈，沈原和郭于华曾经长期在他手下工作，孙立平也和他相交甚久。但是，我们却都叫他“老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在内心里明白，什么叫痛失一位良师益友。

我们从来也没有叫过他“陆学艺老师”，因为这个称呼透着生分和距离；我们更是从来没有叫过他“所长”，因为这个称呼弥漫着官气。官气和正式都不适合于他。这个看起来没大没小的称呼透着格外的亲切。是啊，如果我们称呼老陆为老师，他恐怕比我们还不自在。为什么会这样，过去没有仔细想过。现在想起来，原因恐怕主要是在老陆身上，这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对我们独特的感召。

老陆去世后，孙立平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这不仅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更是在人格的意义上。

老陆豪爽、坦荡、坚毅、友善。和老陆在一起，常常是他尽情挥洒的时候，谈笑之间，甚至笑骂之间，你会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老陆是江苏无锡人，口音很重。然而，也正是从他那一口吴侬软语中，你更能够体会到他那人格的力量。

20世纪曾有过一段时间，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社会学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都成了问题。适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对于要不要办纪念大会，如何办纪念大会，大家心里都没有谱。老陆坚定地表示，纪念大会要办，而且要办得庄严隆重，因为经济发展、国家建设需要社会学这个学科。他亲自去请当时高层领导人物参会，还请来了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社会学恢复重建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大会。全国的主要媒体报道了会议召开的消息，向全国传递了社会学学科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好的重要信号，稳定了全国社会学的队伍，为以后的学科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谈论起今天社会学的格局，人们经常追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渔场会议”。那是老陆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办的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那时候，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仅承受着来自外界的沉重压力，就是在社会学界内部，也有点不知所从。这时老陆提出，年轻人不可因运动而荒废研究，还是要抓紧学科和学术建设。那时正是科研经费最为紧张的时候，住不起昂贵的酒店来开会，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海淀区有一个万泉河养鱼场，那里招待所的费用最低，才8元钱一个床位。于是老陆就召集中青年科研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最初是商讨《社会学概论》的设计和写作，因为那时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为了推进学科发展，需要向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们推广社会学知识。后来在社会学界小有名气的《社会学（中高级干部读本）》就是成型于那里。再后来，又不断邀请北京社会学界的中青年同仁，前来研判社会形势，探讨学科发展。现在北京的一些最有名的社会学者多数曾经参加过那时的“渔场会议”。这些讨论为后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等重要学术文献奠立了一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凝聚了社会学的研究力量。孙立平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是当时经常被邀请的“所外人员”，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所外人员”，正是在那时会内会外的讨论和议论中，大家艰难地探索社会学的生存空间和研究议题。由此，才有了孙立平和沈原以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共同推动的现代化研究，探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其中的曲折、受挫甚至崩溃。

对于老陆来说，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社会担当。他关切这个社会与民生，富有正义感，即使在面对某种压力的时候，他也勇于坚持。老陆之所以顶着压力做这些事情，显然不是为了他自己。相反，在当时条件下，他做这些事情或许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要承当相当压力的。老陆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为了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来做这些事情的。

说到学问，老陆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是老陆的学问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吊书袋子式的学问。老陆做社会学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为了民生和中国的进步。从他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学生时开始，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群体。他把象牙塔中的学问做到了田野乡间，每年都要跑到农村去调查了解农民生活、农业生产的情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