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老师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年中我不时地想起他，总感到他还没有走，还没走远，依然与我们在一起，仿佛总有一天老人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一起讨论课题。陆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在，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这正是我感觉他还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周年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总想写点什么，以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于是想到梳理一下自己对他“三农”研究的理解和看法，与大家共享。

一 生命历程与“三农”情结

1988年下半年，我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编辑，负责社会学方面的书稿。有一天陆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他那儿有一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专著译稿，叫我想办法列入出版计划。我一听此事，是陆老师推荐的，肯定没错，就找出版社领导说明情况，社领导也认识陆老师，很爽快地同意了。当时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要办理很多手续，相当麻烦，不像现在那么容易。这就是李培林教授翻译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的经过。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陆老师推荐此书的深层内涵，即希望法国农民的演变为中国农民的未来提供新的参照。仅这一点，可以看出陆老师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关怀。后来跟随他的时间长了，就更能体会到他的“三农”情怀，渐渐地抓住了他的有关“三农”研究的一些思想精髓。

陆老师经常说，自己是农家出身，对农村、农民、农业有很深的体验和记忆。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依然还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出身江南鱼米之乡——无锡，还能看到一些农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想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的生活该会是怎样艰难啊！为此，他上中学时在一篇作文里抒发未来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经济学家，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他说，“出身农家，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情有独钟，最后一篇作文，写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农业经济学家。”他后来之所以从中国哲学史专业转向“三农”研究，大概从这里可以找到一条重要的解释线索。虽然，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三农”的情怀不能不说是陆老师投身和专注“三农”研究的主要动力。在大学时代，他与同班同学到大兴县芦城，与农民一道同劳动共生产，使他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由此他曾说芦城是他真正开始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地方，后来他发表的多篇“三农”文章都与他在芦城的经历直接有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深入甘肃、安徽、河南等地，对“三农”问题进行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当时，各方面条件相当差，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热情。正因为有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他才能提出真知灼见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他曾说过，他曾于1981年再次去芦城调查时发现生产队出工务农的大多是女性，感到很惊讶，问一位年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得到的是“现在哪是人民公社，早就是‘人民母社’了！”的诙谐回答。他马上意识到国家政策已经存在不利于农业发展的问题。他把这一现象加以分析，提出要进行农业政策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上层的重视。

从20世纪90年代，我有机会跟随陆老师走南闯北，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做调研，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新疆，东到浙江，还曾到过台湾，每到一地，陆老师都要到村里找村干部、农民交谈，与当地农口部门的干部交流。一到农村，一接触农民，我发现他就有一种异常兴奋的表情，特别有精神。记得有一次，我陪陆老师去新疆库尔勒讲学和调研，当地安排我们去维吾尔族农村调研。我们进了好几家维吾尔族农民家里，每到一家，就能看到维吾尔族农民早早地在茶几上摆上了馕和香梨。陆老师都非常高兴地连说“好东西，好东西”。老乡一看陆老师对他家东西的赞美，自然很高兴，后面的交谈就变得非常愉快和亲切，不少维吾尔族老乡在我们临走时都会很热情、慷慨地送我们馕和香梨。他跟农民的愉快交往，真是发自内心，是一种自然流露，没有任何掩饰、做作，他关心的问题也都是农民所考虑的，问到农民的心坎上。一次跟他去台湾考察访学，陆老师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叶启政教授安排我们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