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与几位同仁讨论一个重要课题的启动，大家意见相持不下时，我说道：“那我们再向陆学艺先生请教一下吧，听听他的想法。”这句话刚说出口，未等与会者提醒，我随即意识到错了。两个多月前，陆先生已经仙逝。因为我的这个“错误”，大家立刻沉默下来，话题转向追思陆学艺先生。他的离去，实在是太突然了。因为这种突然，我们谈到他时心情愈加沉痛。

陆先生去世前一周多，我与他连续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到我单位来，参加我主持的课题座谈会。我们准备组织较强阵容，用一年时间，系统梳理评估2000年以来的农村小康建设。陆先生在会上谈了半个多小时，可以说成为课题的纲领性思路。会后，他到我办公室小坐，我向他汇报了计划开展社会稳定研究的想法，他给予我很多鼓励并谈了一些具体建议。离开前，他送给我一本他主编、刚刚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第二次见面是在国谊宾馆，我们一起参加《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召开的“三农”研讨会。会上，他结合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的“三农”写作，谈了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和方法，我们一起吃午饭。三天后，他突发心脏病骤然辞世。据说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参加会议。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回想到他几天前还谈笑风生的情景，恍如梦境一般。

我和陆先生有较多交往。我们都研究农村问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也有不少私人交流，我曾多次去过他在干面胡同的家，有很多次，我们从同一个会上出来，同车回家。他从1998年起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十几年间，他每年都定期参加理事会，也经常出席基金会的各种学术活动。我们开展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农村和社会问题研究项目，他发挥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在将近30年时间里，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无形中给予我深刻影响，而且他经常直接给我激励指导。

我最初认识他是在30年前。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的主任杜润生，经常邀请一些学者来九号院开座谈会，陆学艺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在秘书处工作，杜主任召开的这些会议，都是我们秘书处联系。我的具体工作，就是会前发邀请信，打电话落实，开会时在会场上签到，整理会议记录等。我由此而认识陆先生。那时，在经常来九号院的学者中，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有农经界前辈王耕今、詹武等。印象中，他的发言总是充满激情，内容鲜活，生动平实，用现在的话说，很接“地气”。

改革开放以来，陆先生一直活跃在政策和学术研究一线，著述丰富，影响深广，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学术活动家之一。就我的了解而言，农村改革之初，不论是早期关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在随后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陆先生都有重要建树。我印象较深的事情，是80年代中期他和杜润生先生在会上的争论。从1985年开始，中国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增长后，粮食产量开始徘徊，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如何判断认识处理这种局面，是当时政策界和决策层的重大关怀。当时，杜润生提出了从超常规增长到常规增长的判断。但是，陆先生认为，不能从“常规增长”来解释问题，而是农业政策有失误。记得在九号院召开的会上，陆先生结合自己在县里工作的观察调研，特别是结合农民对于一些政策措施不满，提出：如果从常规增长来解释粮食徘徊，会在政策制定中忽略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当时，陆先生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引起不少人士共鸣。80年代言论气氛宽松，杜润生主任历来倡导多种观点交锋，对于陆先生的意见也重视。虽然直至目前，这个分歧也不能说已有定论，但是，重要的不是结论正确与否，而是政策意见能否自由表达。我认为，以当时杜润生的权威，陆先生能够直言，足以显示他做研究求真务实、坚持独立精神的高贵品行。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倡导学术研究的政策取向，有关当局也以推动学者参与政策研究为己任，并为此进行资源倾斜。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研究为政治需要服务，还是学术研究保持独立声音以推进政治改进，这依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往往片面强调学者要讲政治，强调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干预。检讨过往的政策失误，不论是改革以前，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