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中午12点多，在贵州剑河，因建三板溪水电站而改名为仰阿莎湖（原清水江）的沿岸深山中的一个村子里，已经停电2天，靠蓄电池还维持电源的手机里突然传来李炜的短信：“陆学艺老师今晨于北京病逝，不胜哀痛。”这怎么可能？5月7日还和宗剑电话约定，5月17日安顺见面时要向他核实一下正在手上写着的今年8月31日陆老师生日纪念文章中涉及的一些早年细节，宗剑告诉我，上周他和陆老师一块吃饭，老头子精神好得很。我一下子僵直地站在路上，大脑一片空白。手机响起，是春光的电话，春光哽咽着：“我们刚把陆老师送到海军总医院的安息室。”电话提示来电，是宗剑的，不忍让他说出口，抢先告诉宗剑，“我知道了”。电话两端，我们泣不成声。

烈日当头，空落的村庄一片死寂，我呆坐路边。懂事的学生小夏说她先去告诉昨夜约定的受访人。专程从地里回家等候我们的村妇女主任，推后半小时访谈。访谈前给李炜回一短信“知，无法言语”。之后三天，我们的调研在风雨交加与时断时续的来电中继续进行。我想，完成调研任务，是陆老师所希望的。

之后，19日如期在八宝山为陆老师送行。

“百村调查”课题引出的缘分

初见陆老师，是在2001年进京参加百村调查课题正式启动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和工作协调会上，但在此之前，我与他有过两次未曾谋面的交集。第一次是1984年，为承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个重要课题，专程赴京到“发展组”接受相关培训，其中的学习材料就有陆老师与王小强最早合作的《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可惜当时只见到王小强，陆老师则因奉派到山东陵县挂职调研兼县委副书记而未能谋面。第二次是2000年，陆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大课题在贵州选点调查，结果选中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带队负责人之一的王春光通过宗剑的介绍，将我融进了这个大团队，我有幸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本不足道，但就因此机缘，才有了后来承接“百村调查”课题，并终于得以走近和亲炙陆老师学人风范和教诲的诸多机会。

就在镇宁课题调查结束后，春光说起，由陆老师主持的另一个大型国情调查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正准备启动，问我是不是感兴趣。

中国百村调查，是继陆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持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大型调查研究项目，其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正在处于激烈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和“阶层”项目一样，百村调查子课题没有经费，但安顺师专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发展组课题的老人马力主承接。由此，一个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成立了。申报书很快获批，课题也边找钱资助边开始实施。2001年11月，百村调查第二次研讨、工作会议上，陆老师听完我们的课题进展汇报后，表扬道：“21世纪了，还有学生老师50多人自己打着背包进村调查的，这就是一种精神。我知道发达地区找钱做课题不难，但西部地区就是大问题了。你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要坚持做下去。”当场点了王春光的名，要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

这次工作会上，陆老师关于将村庄研究从“资料性的学术专著”定位于“学术性的资料专著”的学术指向，使我们的结题报告提炼出与“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乡民社会”的“专题研究”意识；陆老师关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细节”的思想，成为我们结题报告以“材料翔实”著称的内在品质；陆老师倡导的“中央”团队与地方院校团队合作的调研模式，迄今已持续了13年；而这次研讨工作会形成的研究机制，即在总课题学术和组织平台上，各子课题团队间的深度互动、研讨模式，还促成了2012年温州百村工作会议上商定、温州党校百村课题组开题前到贵州安顺与原“九溪村”课题组进行交流的动议。

“屯堡乡民社会”作为中国百村调查正式调查启动后的第一个报告，总课题组审核通过后，我们却没有经费出版。陆老师从仅开一次全国性课题协调会就要花几万块，而在陆老师计划中至少每两年就要开一次全国性的课题研讨会和工作会的35万元总课题经费中，拿出经费补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