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5月13日，忙碌的上午一事接一事，电话一通接一通，短信也一条接一条，忽然看到李炜的短信：“陆学艺老师今晨于京病逝，不胜哀痛。”一瞬间仿佛脑子一片空白，陆老师……不会吧……谁……病逝？回过神来给高鸽电话，占线……不祥的感觉顿时袭来。很快，高鸽的电话回过来，未及开言已泪流满面……陆老师真的走了……

2014年初，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王苹副院长要想为陆老编本书，把他对成都改革的贡献记录下来，展示陆老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优秀品质，希望我们写写与陆老师交往时的感受、感想和感怀。我已准备要在5月10日前交一篇稿子。不想遇上4·20芦山地震，因忙于救灾，写文章的事情就暂搁一边了。此时再提起笔，不禁悲从中来……

与陆老师相识有20多年了，一开始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每当他来四川时，我们总能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新见解和新信息。2001年我就任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了四川社会学会副会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谈四川的社会学发展，与他的联系也就日益密切。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关注已经进城的农民工，采用的方法是参与式研究方法，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心存忐忑，“没有定量分析，学术上是否能站得住”。记得跟陆老师说起我的困惑，他鼓励我说：深入实际就是研究，方法只是工具。并用自己当县委副书记的经历为例，说对社会的真认识来自实践、来自从老百姓那里听到的，研究现实问题定性研究有长处，参与式方法是直接倾听群众意见的新方法，新方法就要大胆实践。还有一次我说起四川社科院要打造“天府智库”，他说：智库也要为社会服务。后来，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把“研究现实、服务社会”作为所的学术精神，就是直接得益于陆老师。每年的社会学全国年会上见到陆老师，他也会专门要我谈谈四川、谈谈我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把他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活动告诉我们，这样的平等交流和指点对于我这样的社会学后辈真是获益匪浅。陆老师对我们社会学界的女同胞也特别关爱，2005年的合肥年会上，他还特地把出席年会的女同胞召集在一起合影，说我们是社会学的娘子军，大家都笑称他是“党代表”。

二

2002年成都开始推进城乡一体化，力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困局；2007年成都和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时陆老师作为全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是成都市委极为倚重的改革顾问。陆老师非常重视成都的改革，为此专门建立了课题组跟踪调查成都的城乡改革进程，他自己也经常来成都调研、考察和做指导，给成都市委市政府的社会改革提供对策建议。那段时间我也有机会跟他跑区县、走部门、参加各种座谈会，与各方面的人士交流，倾听各种意见。为了了解成都土地“确权”“流转”的实际情况，他亲自下乡下基层实地考察，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质疑、反对的意见。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土地问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问题，成都通过“确权”“颁证”迈出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实现了土地承包形式的新的突破。2011年成都市委出台了《关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和社会建设的意见》的一号文件，^[1]提出了加快成都社会建设的“五大实施纲要”^[2]。这其中也凝聚了陆老师的智慧，例如“培植本地社会的发展能力”据我所知就是陆老师提出的。2010年年底他来成都时，专门找我谈了他对成都推进社会建设的思考。他说：社会建设需要做很多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社会的力量，没有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光搞民生、抓管理，那不是社会建设。还权于民是要把权还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不发展，社会就没有自我发展的力量。^[3]陆老师的这一思路在此后出台的“五大实施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和公民志愿服务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不断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力争到2015年，社会组织数量较2010年翻一番，形成与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具体要求。为此，市政府作为主发起人注资5亿元成立了“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政府提供场地、资金、干部组建了“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4]，专门培育、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为本地社会组织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支持，营造了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