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我敬爱的导师陆学艺先生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近一年来，陆老师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似乎他并没有走远，似乎我还可以像往常一样，随时到他家里与他聊天，向他汇报思想和研究心得；随时与他电话联系，向他请教问题，诉说心中的烦恼。

我199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成为陆学艺先生的博士生，1997年7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到国家行政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和政策咨询工作。20年来，陆老师对我做人、做事、做学问，言传身教，使我这个农家子弟不断成长进步。

我第一次见到陆老师是1991年10月。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河北省香河县进行国情调研，我作为调研组成员参加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陆老师当时是社会学所所长，也是香河县国情调查的课题负责人。调研过程中，陆老师在香河县农工办主任王振友同志的陪同下，到调研组来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一起吃饭。陆老师虽然是一个大学者，但是对我们青年人、学生非常和蔼，没有一点架子。回到学校以后，我就想将来争取能够读陆老师的博士。

1993年10月，我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找张厚义研究员。因为张老师是香河调研的具体负责人，也是我的老乡。我请张老师把我引荐给陆老师。因为陆老师那天实在太忙，一直等不到合适的时间，快下班的时候在楼道里匆匆见了一面。他说：“欢迎报考我的博士生。具体情况你找张老师了解，回去好好复习准备。”回到学校后，我既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失落。因为陆老师欢迎我考他的博士，所以有一点兴奋，但是，报考陆老师的考生很多，他并没有给予具体的指导意见，我没有明确的复习方向，感觉希望比较渺茫，又有一点失落。因为要通过考取博士才能解决个人和家属进京户口等原因，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报名考试。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被录取了，成为陆老师的学生。

上了博士后，时任社会学所科研处处长兼社会学系副主任的沈原老师告诉我，陆老师对于考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谁考得好就录取谁。而且沈原还悄悄地告诉我们，“老陆出身于农村，研究‘三农’问题，所以对于农村出身的学生甚至有一种偏爱”。我参加过很多次考试，大多数比较成功，但是，最激动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初中毕业后考取师范学校，因为那意味着我将脱离农村，跳出农门；第二次是考取博士而且是考取陆学艺先生的博士，意味着我和家庭的命运将有重大改变。

考上博士后，我深知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与同学们相比要差很多。我没有正经读过大学，初中毕业后上了师范学校的英语班，后来参加自学考试和脱产2年进修获得本科文凭，都是学习英语。社会学知识很多是自学的，正式科班学习社会学只有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3年，无论是社会科学知识还是社会学理论都先天不足，也很少写学术论文，学术训练不够。

1994年秋天，陆老师应邀到日本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主题是“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回国后，陆老师召集弟子们分专题深入研究21世纪的中国社会，并将成果交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书。我的任务是研究“21世纪中国的就业结构”。领了任务后，我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就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了几万字交稿。元旦放假，按照惯例陆老师把我们几个在校的博士生叫到家里，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菜，为我们改善生活。临走时，他交给我一个信封，只是淡淡地说“书稿有一点修改意见”。回到宿舍，我打开信封一看，审读者的意见十分尖锐，认为逻辑、观点和语言都有问题，需要重写。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如果晚饭时老师就告诉我这个修改意见，我的心情肯定不能平静，无法享受聚餐的快乐。我能够体会到老师对我的爱护，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态度。

1996年11月，我们1994级几个博士生和社会学所的老师们在河北省三河市辛集镇行仁庄村做社会调查。行仁庄是陆老师亲自选定的一个村，要求课题组对它进行地毯式全面调查和深入解剖，以此透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课题组多次到该村调查，我在该村前后有1个月，和村里的大部分干部和部分村民都认识。有一天，我入户调查后回来，同学告诉我陆老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