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神秘而多变的艺术。它像美杜莎一样有多重面孔。我们从它那里看见了传奇性，看见了虚构性，看见了真实性，看见了叙事性，看见了修辞性，看见了对话性，甚至也看见了伦理性。但是，我们没有解释清楚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没有说明哪种因素具有核心的意义，起着主宰性的作用。

在我看来，小说伦理乃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因为，小说写作中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不过是一个小说伦理的问题。所谓小说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和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策略。它涉及四个方面：生活、权力、作者和人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者。作者对待生活、权力和人物的伦理态度，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生活永远比理论丰富，经验永远比观念鲜活。任何理论，无论它被说得多么正确，都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谁如果带着理论的有色眼镜深入生活，那么，他就有可能以一种傲慢自负的态度面对生活，就有可能看不到生活的全貌和真相。所以，在深入生活之前，小说家先得摆脱理论的桎梏，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要有一个“入乎其中”和“出乎其外”的过程，也就是说，既要感受、捕捉那些鲜活的细节，又要以客观的理解态度来分析它，只有这样，他才能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生活，才有可能发现生活的真相。

偏见是小说之敌。在处理与人物的伦理关系的时候，小说伦理要求作家要尊重人物的人格，同情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让他们作为一个有个性、有尊严、有思想的人而积极地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和无尊严的奴隶而被动地存在。为此，就必须克服任何形式的偏见，例如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宗教偏见、性别偏见、代际偏见、地域偏见。没有理性、平等、包容的伦理态度，小说家只能写出一些被严重误解、歪曲甚至丑化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一切生活都会受到权力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权力甚至会陶醉于对文学的严格控制：它要把自己的趣味和价值观强加给作家，要求他们按照自己提供的方法来理解生活，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教导他们如何在“歌颂”一部分人的同时“打击”另一部分人。如何面对权力的规训，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是小说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最能考验小说家的人格、勇气和智慧的问题。面对权力，小说家应该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应该保持一种反讽的姿态。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他的小说最终沦为时代生活的歪曲的证词和拙劣的说明书。

在较长的时间里，权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叙事的小说伦理。来自权力的“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小说写作的绝对指令和基本原则。好和坏、善和恶、进步和落后，都已经被规定好了；一切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新的叙事模式对人物进行先验的阶级定性和阶级分类；它要求简单明确的态度——简单地赞美，或者简单地鞭挞，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含混和复杂的态度是不被允许的：不允许小说家带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写“反动阶级”的“反面人物”，更不允许用讽刺的、批判的态度来塑造“先进阶级”的“正面人物”。

柳青在写《创业史》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模式。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就是对这种模式的概括。然而，这样的模式，必然会严重地压抑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能力，使他陷入无能为力的被动状态，失去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工艺学意义上的写手，而不再是艺术学意义上的创造者。所以，无论谈社会生活，还是谈文学创作，柳青都很少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都只能大量重复别人说过的套话，几乎到了“非圣人之言不敢道也”的地步。而这种对权威的盲从，对他者思想的依赖，不仅会导致作家人格的萎缩和思想能力的衰退，而且还必然造成他政治上的自卑感甚至负罪感，所以，柳青总是责备自己不能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一点我在六十年代的后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政治上很差，路线觉悟很低。”^[1]

柳青配合政策，毫不宽假地反对“私有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