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文学状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50后”作家依然书写着他们昨天的记忆和故事，他们三十年的文坛经历，已经构建了一种隐性或未做宣告的文学意识形态，他们是当下文学秩序的维护者。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对这个时代表征和精神状况做出表达的是“60后”“70后”作家。他们一直处在“50后”作家的遮蔽下，其难以脱颖而出的边缘地位，与“50后的政治”密切相关。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

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追踪性报道，而是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在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当然，这一文学现象大规模涌现的时间还很短暂，它表现的新的审美特征和属性还有待深入观察。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现象的作者基本来自“60后”“70后”的中、青年作家。而“50后”作家（这里主要指那些长期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基本还固守过去乡村文明的经验。因此，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作家的终结同时发生了。

一 乡村文明的溃败

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首先与中国的社会形态有关。前现代中国的形态是“乡土中国”，所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中国社会独特的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也必须在这样的范畴和基本形态中展开。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即乡土文学，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194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一文学形态开始向农村题材转变。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不是一回事。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文学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依据这一学说，现代文学开始发生转变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家创作了大批“红色经典”，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一文学现象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事实是，建立民族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中国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1980年代，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率先对这条道路提出质疑：在这条道路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依然一贫如洗，出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因此，这条道路显然不能再坚持。这也是农村改革开放的现实依据和基础。农村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农民再次做出承诺：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随着华西村、韩村河等明星村镇的不断涌现，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似乎一览无余前程似锦。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