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结构新问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且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少子化比老龄化的趋势更严重。我国亟待解决的最突出问题已经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调整人口结构。

伴随着人口转变的家庭转型呈现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居住分散化的特征，家庭的转型必然会带来家庭功能的变化。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显示，我国城乡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家庭是照顾年幼子女和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家庭资源的多寡以及家庭内部资源的配置状况，影响着家庭功能比如生育功能、养老功能的发挥。

本文着重探讨家庭照料与家庭的生育决策之间的影响机制，以期从家庭的视角为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借鉴。

二 理论基础和相关文献回顾

（一）家庭因素和生育决策关系的理论探讨

1.代际财富流理论

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维尔（Caldwell）提出的财富流理论认为，在生育率高低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的判断。该理论中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指一个人提供给另一个人的金钱、物品、服务以及担保等，并不仅限于货币收入；代际财富流是家庭内部、长幼之间存在的财富流动关系。历史上有两种财富流，一种财富流从父代流向子代，另外一种从子代流向父代，人口转变、生育率转变的基本问题是代际两种流向的财富流的净差额，即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净差额，这种差额就是“净财富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数量，它本质上由家庭生产方式决定。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净财富是由子代流向父代，而在现代社会，净财富是从父代流向子代。孩子在传统社会，不仅要在年幼时帮其父母做事，甚至要大量劳作，而且成年以后也是这样，到父母年老的时候要负责照顾他们，要支撑家庭的社会地位，为家庭提供收益，还要传宗接代维持家系，这都会促使人们倾向于高生育率；而在现代社会，孩子的上述收益绝大部分已经丧失：孩子年幼时要接受教育，成年时倾向于独立生活，而家庭的养老功能从家庭内部转移到社会。因此，无论在社会的哪个发展阶段，如果生育行为是理性的，生育率是高是低，都是个人、夫妇、家庭衡量经济收益的结果；生育率的高低由经济动因决定，而这种经济动因又由社会条件决定。就生育变动而言，最根本的条件是净财富在代际的流向（张羽、陈友华，2011）。

2.新家庭经济学

新家庭经济学模型，又称时间价值模型和伊斯特林模型（Easterlin Model），也称相对收入模型（Relative Income Model）。总体而言，两个模型都致力于建立妇女劳动参与率（FLP）和总和生育率（TFR）之间的关系，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新家庭经济学模型强调妇女时间价值的变化，而伊斯特林模型更加强调人口变动周期带来相对收入的变化。

新家庭经济学指出，影响家庭孩子数量的主要变量：一是家庭收入预算约束（收入效应）；二是父母双方偏好水平；三是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从第一个变量来看，控制偏好水平以及孩子质量数量替代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家庭收入的增加对于生育水平是应该有正效应的；但在实际情况中，第一个变量和第三个变量往往存在相关，因为：①孩子的成本包括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如教育、医疗、食品等，另外也包括了父母双方照料孩子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形成的机会成本；②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男性付出的时间精力较小、成本较低而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认为男性收入对生育率只有正效应；③女性收入对生育有正负双重效应，基于收入效应，女性收入对生育是有正效应的；但是因为更高的女性收入意味着女性由于生育孩子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经验研究也指出女性收入水平向男性收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