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出现“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短缺逐渐成为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遍难题。近些年，“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从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扩散到我国中西部的部分省份，甚至扩散到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翟振武等，2011）。那么，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的重要集散地，首都北京短期内是否也会遭遇“用工荒”，人口红利是否会迅速消失，并对首都的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都是亟待回答且应高度预警的人口经济问题。本研究利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和2012年北京劳动力市场供求数据，初步分析首都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和未来走势，对首都是否会出现实质性的“用工荒”问题做出形势预判，以期为未来的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和预警。

一 北京人口红利研究的文献评述

1.人口红利研究的起源

自“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的发展前景始终备受世界瞩目。20世纪60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东亚现象”一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1991～1993年，世界银行组织有关专家试图对这些经济高速繁荣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总结，并于1998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成果称为“东亚奇迹”。有关专家对东亚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做出解释：在东亚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以及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此后，西方学者对东亚经济奇迹以及人口结构变动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人口红利”概念与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的。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97年由安德鲁·梅森发表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杂志第43期的一篇文章中。人口红利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98年的《世界人口现状1998》报告中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也开始广为学界所接受；David Bloom和G.Williamson将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进一步界定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Mason和Lee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第一人口红利。同时，他们也进一步提出“第二人口红利”，即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们预期到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必然导致将来出现高抚养率的结果，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相应调整个人行为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行以应对将来养老问题为目的的储蓄。在此过程中，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从而促使本国仍然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产出水平（Mason & Lee，2004）。他们把这种以未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快速的财富积累可能会是暂时的，但是人均资本占有率和人均收入会因此而永久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从这个方面来说，第一人口红利来自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随着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转变，必然会消失，而第二人口红利却来自人们持续的投资，显然要更持续。2006年，Mason和Lee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作了清晰阐述，把以未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们通过构建模型并进行了测算，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效应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Mason & Lee，2006）。

2.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判断有早有晚，从时间的早晚顺序来看，对人口红利消失时间判断最早的是《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中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其次是仲大军（2006），他认为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太过严厉，不仅影响到本国人民的生活格局，更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大约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那时，我国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也将走到尽头。

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中国总人口抚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