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的颁布，全国的扶贫开发战略及武陵山区扶贫攻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历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反贫困努力，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然而贫困并没有彻底根除，而且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伴随出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恶化趋势。在新的扶贫开发战略实施之初，有必要对以往扶贫开发的实施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扶贫成效的原因，挖掘目前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此，2011年由贵州省委统战部组建“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联合课题组，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中山大学等相关专家，深入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调研；2012年由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贵州省扶贫办搭建平台，邀请上一课题组研究人员，就“社会建设与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模式创新”进行调研。课题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试图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理论、实践、政策层面进行探索，以期为我国扶贫发展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一 特殊困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是站在国家层面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诉求，还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第二产业及相关要素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成为经济结构地域性调整的战略选择。这无疑给缺乏经济起飞要素和动力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两条腿都短的现实要求在实施扶贫开发国家战略时，还得更为关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时空立体结构不同产生的影响，否则，在时空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考虑前提性的变化，照搬东部发展经验，将会使西部地区的发展欲速则不达。具体而言，有三方面的因素需要特别重视。

第一，农村社区社会公共性坍塌严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等诸多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西部地区当下已经丧失了20世纪80～90年代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公共性较强的社会基础。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进入产业发展领域的起步条件已经丧失，无论是农户间物质资料的占有，还是农村人口市场经济能力的储备，实际上已经存在巨大差距。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已达10倍。^[1]农村中的“能人”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路径已经让“同村”“同乡”农民望其项背。另一方面，社会诚信体系的坍塌，也使“诚实劳动”的成本过高，农产品生产加工中劣质产品的大量存在，表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在农村地区当下结构环境中被严重扭曲。因此，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东、中部地区较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对农村产业转型和经济提升中社会合作、社会诚信、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形成，起到一种推动作用的话，在当下，扭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潜规则，则使西部地区农村产业转型中经济资源的获得，成为利益博弈的角斗场，健康、积极的竞争环境已经被较为复杂的资源获取方式所取代，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不再牢固。

第二，“强政府”“弱社会”格局可能向不利于发展目标的方向转化。在东、西部发展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的背景下，“资本”往往在“产业转移”的标靶瞄准资源富集地时，“假借”市场的逻辑，搭上“西部大开发政府配置资源”的“便车”，在满足地方政府GDP政绩目标的遮蔽中，向产业化资源开发的低端“挺进”，直接获取资源开发的暴利。如此的“发展”逻辑，一方面会掏空西部特色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基，压抑西部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成长，导致发展目标最终向少数资本持有者偏移；另一方面会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秩序的原则，无益于资本拓展特有的市场经济活力在产业高端发挥其主力军作用。

第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或目标要求较高，而现实中实现三化同步的社会基础相对较弱。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的空间虽然庞大，但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衔接程度不高。新型工业化，要求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基础，而不是像早期